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出土,犹如一道曙光,照亮了华夏文明的古老面貌,也成为了全球考古史上最为重大的发现之一。它不仅为我们揭开了殷商时期的面纱,还为华夏现代考古学的奠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展现出的体系之完整与应用之成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这些文字突破了仅存在于传统史书中的商代历史,使我们得以通过直观的方式窥见那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彻底粉碎了那些质疑商代历史的疑古学派学者的声音。正是这种震撼心灵的发现,激发了考古学家们的雄心,他们渴望能够从夏朝甚至更早的时代中,找到更多原始的文字遗迹,从而对《史记》中所记载的上古华夏历史做出更加确凿的考证。
然而,时光荏苒,已经过去了上百年,尽管我们确实曾在陶器和其他物件上发现过一些刻符,这些符号的历史可追溯到夏朝及更早的时期,但它们仍显得极为零散与简陋,数量上也有限,难以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体系。换句话说,迄今为止,殷商甲骨文依然是已知的最早的华夏文字。与此相对的是,甲骨文这样一个已经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不大可能是凭空冒出来的,它必定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而根据普遍的认知,这一过程无疑是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那么,问题随之而来:甲骨文究竟是商代人独立发明并完善的,还是在夏朝已有的文字基础上进行演变与改进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容易给出,因为夏朝的存在与否,甚至夏朝究竟是何种形态,一直是考古界长期争论的话题。因此,要想给出确切的回答,显然并不简单。但我们可以从现有的证据中寻找一些线索,分析这些符号与甲骨文之间的联系,或许能从中窥得一些端倪。 在河南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些遗物,其中一些陶器和青铜器上刻有符号。二里头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夏朝的都邑遗迹,甚至当地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夏都的招牌。在这些物品上刻划的符号中,某些与甲骨文的字形有所相似。然而,这些符号的数量实在有限,且大多数缺乏连贯性,几乎无法破译。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只能算作是刻符,而不能视作真正的文字。值得一提的是,贾湖遗址出土的刻符,比二里头的要早得多,此外,江浙地区的良渚遗址也曾出土过类似的符号。从表现形式来看,二里头的这些刻符,似乎并不比那些更加原始的遗址中的符号更为精细。事实上,甚至到现在,关于夏朝以外的其他时期的文字资料,考古学家们的收获依旧有限。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大量关于商朝早期的文字遗迹。殷墟甲骨文本身,也只是盘庚迁殷后的产物,与成汤时代的夏朝已经相隔数百年之久。即便在商代中期的郑州商城遗址,也未曾发现类似殷墟甲骨文的文字。换句话说,目前我们对于殷商甲骨文的源流仍未完全搞清楚,而那些更加原始的刻符又只能给我们带来有限的线索。要想真正弄清楚华夏文字的演变过程,我们依然需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才能逐步解开这段历史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