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学良是否是败家子这一问题，其实值得深入探讨。很多人看到张学良因为不抵抗政策而丢失了东三省，便轻易地给他贴上了这个标签。然而，值得提醒的是，当时的张学良不过是一个只有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而已，面对那样的历史局面，他的处境复杂且充满挑战。

如果没有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导致张作霖这位在东北势力庞大的大帅突然遇害，张学良或许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巩固自己在东北的地位。父亲张作霖的去世，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和引导，也失去了很多可以为自己铺路的时间和精力。历史的车轮不会倒退，遗憾往往无法弥补。

在中国历史上，继承者的故事充满了波折。张学良作为父亲张作霖的继承人，和许多二代接班人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常见的情况是，二代继承人往往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威望来有效地接管父辈留下的庞大事业。历史上最著名的二代继承者莫过于秦始皇的儿子胡亥，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失败的代名词。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胡亥在继位后所面临的局面确实非常困难。如果当时是秦始皇的大公子扶苏继位，可能会有不同的历史发展，但扶苏面临的问题也未必能轻松解决。

扶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儒家思想代表，他的治国理念与父亲的强硬作风大相径庭。假如扶苏继承了帝位，他可能不会像胡亥那样过于依赖残酷手段，但他也会遇到当时内外各种力量的掣肘。比如，赵高和李斯这些手握权力的大臣依然会在朝廷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北方防守匈奴的蒙氏家族可能会在军队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历史上，文臣、武将和宦官三者的权力斗争，贯穿了整个帝国的历史进程，因此扶苏的局面也未必能轻松控制，类似的宫廷动荡现象，在东汉末年就有所体现。

通过这些历史背景，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个二代继承人，压力是巨大的。我们也应该承认，张学良在当时的年轻二代中，已经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了。

例如，东北的奉系军阀与皖系军阀的斗争长达数十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作为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民国历史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段祺瑞的儿子却被认为毫无作为，完全无法继承父亲的雄才大略。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也同样没有继承到父亲的远见和能力，红顶商人盛宣怀的儿子们更是无力承担家族的责任。盛家的四子更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家族的财富和名声。相比之下，张学良能够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坚持多年，的确不容易。

张学良在东北的困局，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当时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杀掉了东北奉系军阀中的杨宇霆和常荫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东北奉系的生存和发展注定要考虑如何应对日本的威胁。张作霖在世时，采取了与日本周旋的策略，既能拖延时间，又能够在俄日之间保持平衡，这使得东北奉系得以较好地发展下去。

然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在新一代东北军政人物中，只有杨宇霆和常荫槐真正领会了张作霖对日本的策略，但最终两人的命运却以悲剧收场。杨宇霆的失败，部分原因在于他心中对张作霖及其旧部的轻视。作为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年轻人，杨宇霆看不起张作霖那一代的土匪出身的老兄弟，认为他们思想落后、眼界狭隘。但他未曾意识到，张作霖在那个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所展现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手腕，远超当时的许多人。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也开始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想要扩张军力，却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张作霖能够活得更长，或许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教导张学良，并对杨宇霆等人进行更有效的引导。历史的遗憾就是，张作霖的去世让一切来不及发生。

张学良的困境在于他必须处理对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决策，同时又因为过度信任郭松龄和蒋介石而陷入了困境。年轻的张学良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中，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和资源来找到正确的支持者和顾问。

尽管张作霖是张学良的父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没有足够的精力来亲自指导儿子的成长。郭松龄在张学良的讲武堂时期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指导，也赢得了张学良的信任。然而，郭松龄最终的背叛和东北军的内部动荡，使得张学良的军队基础遭受了严重打击。

张作霖的去世对张学良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而此时，蒋介石作为一位年长的领导人，已经在国内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优势，且在面对北方军阀时也有着强大的威慑力。有人说，东北本不该改旗易帜，但从整体民族利益出发，改旗易帜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使得东北在俄国（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左右逢源变得困难，但它却在历史的长远来看，具有重要意义。

张学良最致命的错误其实在于对蒋介石政府的过度信任，而南京政府对于日本的态度则更加暧昧不明。南京政府并没有真正将东三省视为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在他们的眼中，东三省的丢失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北方长城一带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1933年长城会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对于张学良是否应受批评的问题，历史的错失固然需要反思，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勇敢地作出决策已经是一种不小的勇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