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6日上午，福州军区司令部接到了中办厅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中央派来了一架大飞机，带着重要的文件，必须派出可靠的人前往机场接收。虽然自1966年起发生了许多出乎意料的事件，但像这样要特别派人接的隆重文件还是第一次见。 当文件被福州军区的工作人员从飞机上取下，并送到司令部会议室时，军区的高级领导们齐聚一堂。副司令石一宸负责宣读文件，边看边读，声音逐渐变得低沉，最后甚至沙哑了。

这份文件措辞异常严厉，首先是批评福建省军区的几位领导，包括倪南山（福建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政委）和周子韬（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其次，文件指出福建军区党委和福建省委故意隐瞒重要信息，最后还含蓄批评了韩先楚。 为什么特别提到韩先楚而不是其他人呢？这是因为文件中提到了长期和一些领导人，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是皮定钧，他接替韩先楚的位置才没多久，而韩先楚曾担任了16年的司令。几天后，王洪文又从中央给福州军区打来电话，明确指出9号文件的主要对象是韩先楚，而非福州军区的其他领导，并要求他们集中力量关注韩先楚。

与其他军区因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而引起的混乱不同，福州军区收到9号文件的处理显然是特别针对韩先楚的。王洪文明确表示，文件是冲着韩先楚去的，这让一些人松了一口气，准备集中精力攻击韩先楚；然而，也有一些人感到忧虑，担心韩先楚会遭遇更严重的后果。 当9号文件到达福州军区时，刚刚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的韩先楚正在忙于熟悉战区地形和制定作战计划，随时准备迎接可能的战争。他得知这件事后，拿着文件，反复抽烟，紧张地一遍遍查看那份超过600字的文件。一个晚上，他几乎抽完了一整盒烟，但心中的焦虑却丝毫没有减轻。

在过去的八年特殊时期，韩先楚曾多次遭遇过打倒事件。有时他愤怒地给中央打电话，质问自己为何会被如此对待；有时他则置之不理，随便应对。然而，这次不同，因为这是中央正式下发的文件，意味着这是中央的明确态度，这样的事件几乎没有例外，遭遇的人都无一幸免。 这份文件不仅影响了韩先楚的工作，也波及到他的家庭。由于兰州的自来水浑浊，韩家一直用井水。但自从文件发布后，井水也被禁止使用，之前每月的补助也都停止了。尽管这些困难并不新鲜，毕竟韩先楚早年也经历过艰难的日子，但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他失去了自由和隐私，所有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韩先楚的最大问题是和101有关。在九·一三事件前，他与101的合影曾在被造反派抄家时被找到，因此他侥幸逃过一劫；而九·一三事件后，这些合影成了他与坏人勾结的证据，使得他被视为101的死党。 尽管韩先楚的电话仍然能打通，他试着联系过去的老首长和战友，但得到的答复总是首长不在或首长出去了。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完蛋了。此时，他频繁做噩梦，精神状态逐渐崩溃。梦中，他总是回到过去与敌人作战的情景，尤其是1936年2月的红军东征战斗。

那次战斗中，韩先楚是232团团长。渡过黄河后，他发现左前方枪声四起，似乎我军一部被敌人包围，情况危急。韩先楚的任务至关重要，眼前的情况既可以选择营救，也可以选择放弃，放弃显然更安全。 但韩先楚最终选择了救援，他下令部队急行军并发动进攻。这场战斗并不算特别危险，但当敌人被击退后，韩先楚才发现，自己所营救的竟是毛主席和彭总的指挥部。 当时，韩先楚并未对此事过多在意。建国初期，他曾在武汉东湖宾馆开枪吵醒了毛主席，毛主席并没有责怪他，反而主动带着食物来看他。那时，他也没在意这件事，只是好奇毛主席为何对自己如此宽容。 然而，面对如今的困境，韩先楚回忆起当年毛主席的宽容，并把这段历史视为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他决定把这件事写成信件，希望毛主席看到，并通过在京工作的女婿将信带回北京，找叶帅帮忙递交。 然而，韩先楚纠结了一整晚，最终还是将信销毁了。他不想让女婿因自己的事而受到影响，也不愿意利用当年的救命之恩作为筹码来换取帮助。尽管他知道，如果将这段经历写进信里，或许自己身上的麻烦就能解除，但他坚持不做这种挟恩图报的事，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