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河洛文化是根植于河洛地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是一种根文化。河南日报在“了不起的河洛文化”系列报道中推出“河洛文化大家谈”栏目，邀请各领域专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畅谈河洛文化，推进河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5年12月10日《河南日报》09版刊发本报记者彭彬、郑广伟采写的《铸礼成器：青铜范铸中的河洛文明》，解密青铜科技与礼制思想。

作为夏商周三代都城，洛阳出土的青铜器作为当时物质文明的巅峰之作，承载着先民的科技智慧与礼制思想，成为解读河洛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重要密码。

洛阳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石艳艳认为，洛阳青铜器不仅是礼制文明的范式源头，更是范铸技术的科技标杆，其造型之精、纹饰之美、铸造之巧，展现了河洛先民卓越的科技智慧与艺术创造力，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洛阳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石艳艳

/ 藏礼于器 /

青铜礼制的范式源头

“洛阳出土青铜器数量众多、形制庄重，在中国青铜文明体系中具有‘文明核心枢纽’与‘礼制范式源头’的独特地位。”石艳艳说，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时空坐标的核心性。洛阳出土的青铜器贯穿了青铜文明从萌芽（夏代）、鼎盛（商代至西周）到转型（东周）的整个发展历程，是唯一能系统反映早期王朝青铜文化连续性的区域。二是礼制体系的开创性。夏代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礼器确立了礼器组合的雏形，商代偃师商城遗址的青铜礼器延续并规范了祭祀与等级制度，东周王城遗址的青铜礼器则推动了礼崩乐坏后新礼制的重构，形成了中国早期礼制文明的“洛阳范式”，影响辐射了整个黄河流域乃至长江流域。三是文化融合的枢纽性。洛阳出土的青铜器既承载着中原青铜文化的核心特质，又成为跨区域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其合金技术、纹饰风格被周边文化借鉴，塑造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青铜器是商周礼制的物质载体，通过形制规格、数量组合、纹饰铭文，将等级秩序、祭祀礼仪、权力归属等礼制规范具象化，形成“器以载礼”的文化体系。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就是夏代早期礼制雏形的体现。石艳艳介绍，这件高22.5厘米、流至尾共长31.5厘米的器物，虽朴素小巧，却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最精美的青铜容器，有“华夏第一爵”之称。它“细腰、长腿”，所以又被叫做“美人爵”。

夏代 二里头青铜爵

夏代青铜礼器的组合还十分简单，以铜爵为主。商代前期青铜器以酒器为主，觚、爵是基本组合，还有尊、卣、罍、觚、斝等。石艳艳介绍，西周将簋和鼎、编钟等组合使用，开创了一套独特的礼乐制度，形成了《周礼》中天子九鼎八簋礼制的雏形。1977年出土于洛阳北窑庞家沟西周墓的兽面纹方鼎，形体方正高大，纹样庄重、威严、肃穆，是西周早期极难得的上乘之作。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王妊簋则是青铜簋的代表，内底铸有“王妊作簋”四字铭文。这正是它的珍贵之处，不仅证实了其为周王妊姓后妃所用器物，也是周王室姻亲制度的实物见证。

西周 兽面纹方鼎

/ 范铸为魂 /

青铜里的艺科融合

早在3000多年前，当青铜在模范中熔铸成型，艺术与科技便已经完成了一场史诗般的融合。石艳艳说，河洛地区（以洛阳为核心）的范铸法在夏商周时期达到巅峰，其核心体现为工艺体系完备化、器物铸造规模化、精度控制极致化。夏代奠定基础，商代实现突破，西周达到鼎盛，可以稳定铸造体量庞大、纹饰繁复、合范精准的青铜重器，成为当时中原地区青铜铸造的技术核心与标杆。

据介绍，范铸法分为制范、合范与浇注、拆范与修整三个关键环节。其中，制范是器物成型的“模具基石”，合范与浇注是铜液成型的关键一步，拆范与修整的收尾工艺更显匠心。

商代 偃师商城兽面纹尊

洛阳博物馆的母

（该字为上下结构，上为“鼓”，下为“女”。因大部分电子设备无法显示改字，本文以图片代替。这件文物通常也写作“母鼓铜方罍”）铜方罍堪称范铸技术与艺术融合的典范。该器物通高50厘米，肩宽33厘米，重22.5公斤。“母

”是

国的女子与母氏男子通婚的称谓，说明这件母

铜方罍是商代贵族间通婚所使用的陪嫁品。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可谓“遍体生花”，立体感非常强，形成了青铜器上特有的“三层花”。这件母

铜方罍的纹饰有五层之多。第一层用云雷纹打底，第二层为变形龙纹与蕉叶纹，特别是在第二层的变形龙纹上又生出两层纹饰，龙纹身体上的纹饰是第三层，龙头上的凸目为第四层，第五层纹饰是突出的兽头和边角的扉棱。

商代 母

铜方罍 图源：洛阳博物馆官网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器物的铸造采用商代晚期成熟的分铸法技术，即分两次以上进行浇注。这种技术的应用，使得复杂器型的铸造成为可能，特别是母

铜方罍这样带有兽首衔环等附件的器物，充分体现了商代工匠的技术智慧。

石艳艳说，从洛阳出土的模范中可以看到，范铸法所用模范的拼接缝隙极小，纹饰雕刻精细度极高，无论是商代青铜鼎的饕餮纹还是西周青铜簋的窃曲纹，线条都十分流畅，可以实现复杂造型的精准复刻。合范时，工匠对浇注温度和速度的控制已经十分成熟，大小青铜器均可一次成型。而最后的修整环节，更是精益求精、反复打磨，高度还原纹饰细节与铭文，实现了工艺精度与艺术表现力的完美统一。

商代 “子申父己”铜鼎

从这些器物的器型、纹饰的变化中，我们可以解读出社会思想和礼制观念发生的深刻演变。石艳艳介绍，战国时期由于思想意识的改变，现实生活题材逐渐代替了那种神秘诡异的题材。那一时期，盛行题材丰富、形象与布局都极具艺术性的人物画像纹，还出现了宴乐、狩猎、采桑、水陆攻战等纹样，表现手法灵活多变，极富生机，给人们带来了清新、活泼、生机勃勃的气息。洛阳出土的狩猎纹铜壶是战国时期典型器之一，通体纹饰分为八层，人物、动物姿态生动，狩猎者张弓追逐、野兽奔逃跳跃，展现了早期“叙事性绘画”的雏形。这些纹饰，为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同时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军事技术、民俗礼仪的珍贵资料，兼具艺术与史料价值。

/ 古今共鉴 /

文明传承的时空对话

“研究青铜器是认识中华文明源流、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途径。”石艳艳表示，洛阳作为河洛文化核心区，其青铜器技术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有力见证。它不仅奠定了中原青铜文明的根基，也与郑州、安阳等地形成了技术传承与互补关系，并在文化交流中辐射影响了周边区域，生动体现了中原文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引领作用，以及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交融互鉴。

战国 狩猎纹铜壶

石艳艳说，通过数字化复原、沉浸式展陈等技术手段，青铜器得以跨越时空与当代对话，在唤醒公众文化认同的同时，也为文旅文创产业发展注入鲜活资源，真正实现“古为今用”。

石艳艳认为，几千年前的青铜器发展从文化认同、精神理念、创新实践等多个维度，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留下了诸多深刻启示：

夯实“多元一体”的文明认同根基。青铜时代形成的“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让商式尊、罍等礼器远超商统治范围传播。这启示我们，传承中华文明，需在尊重各地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提炼共同文化符号，通过文化交流强化民族心理认同，延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格局。

传承礼制与道德融合的精神内核。青铜器是“藏礼于器”、规范社会秩序的载体；而“问鼎”故事中“在德不在鼎”的理念，更将器物与德行绑定。这提醒我们既要挖掘传统礼制的内涵，融入现代社会治理与伦理建设，又要秉持“以德为本”的理念，让精神文明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支撑。

秉持创新与传承并重的实践理念。古人将制陶经验转化为青铜冶炼技术，创新出块范法、分铸技术等，还结合地域特色改良器物，如南方青铜器的铸铆式分铸工艺反哺中原。这启示我们要在传承中创新转化，让古老技艺在当代焕发生机。

坚守兼容并蓄的文明包容胸怀。青铜文化的发展是多区域文化交融的结果，各地在接纳中原青铜礼制的同时，也进行本土化创新。这启示我们需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既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又输出自身文化精华，在文明互鉴中不断丰富自身内涵。

西周 王妊簋

“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早在3000多年前，当礼制之思凝聚于鼎彝之形，当范铸之术化为器物之魂，华夏先民已在烈火与模具之间，完成了艺术想象与科技实践的伟大融合。今天，这些青铜重器不仅见证着“器以载道”的文明智慧，更以其跨越时空的创造力，持续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源头活水，推动传统文化在科技赋能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本文首发于12月10日《河南日报》09版，有改动）

终审：熊飞

审核：彭彬

统筹：彭彬

编辑：王岗飞

来源：本文图片由洛阳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