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前，蒋军中并没有任何一位黄埔生获得上将军衔。即使是被称为天子第一门生的胡宗南，作为黄埔一期的代表人物，升任了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长官以及绥靖公署主任等重要职务，但在国民党失败逃亡台湾之前，他的军衔仅为中将加上将衔，正式的铨叙军衔依旧是中将。等到败退台湾后，随着非黄埔系的高级将领纷纷退居二线，原本空缺的上将军衔大多授予了黄埔的将领，其中一期黄埔毕业的有八人获得此衔，但第一个获得上将军衔的人并不是胡宗南。 1950年3月，袁守谦成为蒋军黄埔将领中首位获得正式铨叙上将军衔的将领。他被授予了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这一事件标志着他成为第一个拥有上将军衔的黄埔生。然而，曾经风头最劲的胡宗南，直到1955年，才在蒋介石的极不情愿下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比袁守谦整整晚了五年。袁守谦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903年，虽然他的知名度并不高，但他的背景却不容忽视。其较少参与前线作战，而是长期从事政工工作，因此没有多少显赫的军事主官经历。在黄埔军校时，袁守谦是蒋介石所看重的政工类人才之一，与邓文仪、贺衷寒、曾扩情等人一起成为蒋军政工领域的重要人物。毕业后，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向大体相似。1932年3月，袁守谦成为复兴社的骨干成员之一，尽管他没有被列入所谓的复兴社十三太保名单（如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等人），但他在蒋介石心中的信任程度远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

与邓文仪、贺衷寒等性格冷酷的政工干部不同，袁守谦在蒋系政工大员中是少数几个注重人情的，他特别看重与湖南籍黄埔同学的情谊。有一次，黄杰（也是湖南长沙人）收到家中来信，得知父亲病重，但家里缺钱买药，黄杰因此非常沮丧，甚至打算放弃学业回家。得知消息后，袁守谦和同乡李树森（湖南湘阴人）商量后，将他们身上的钱都拿出来资助黄杰。黄杰拿到钱后，能够为父亲购买药物，父亲的病情很快好转。这一举动让黄杰与袁守谦、李树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人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李树森是蒋军中陈诚派系的骨干，早在1936年就已是土木系主力部队——十八军的67师师长。1949年，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后，袁守谦与黄杰都给予了李树森极大的支持，李树森在台湾度过了余生。 在蒋军黄埔一期生中，黄杰的军事能力并不突出，但他在1944年参与的滇西反攻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反攻主力为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和霍揆彰的二十集团军，而黄杰当时是第十一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尽管宋希濂是主角，但在攻打龙陵的战役中，由于信任误报的战报，宋希濂没有得到应有的战功，反而使黄杰接手了这一胜利。黄杰并不急于攫取功劳，战后，他为陈明仁提供了许多支持，后者也在撰写回忆录时给予了黄杰很高的评价。

黄杰有着极好的人缘，他与蒋经国的关系尤为深厚。蒋经国与黄杰之间的友谊，可以用死党来形容。在台湾期间，黄杰与袁守谦、蒋经国都关系非常好，这也让蒋介石对他们二人更为信任。 与黄杰一样，袁守谦在黄埔一期生中也以人际关系好著称。袁守谦与李默庵（同样是湖南长沙人）也有着深厚的友谊。李默庵曾因与陈明仁发生误会而愤然去往香港，但在蒋介石召他回台湾后，袁守谦受命前去劝说李默庵归台。袁守谦以朋友的身份劝告李默庵，说蒋介石对待疑虑者的态度非常谨慎，若李默庵不归台，可能会遭遇不测。袁守谦此番话，不仅展现了他在政工领域的智慧，也让人看到了他为朋友留有余地的一面。

此外，袁守谦在对待一些军阀时，也展现了果敢的一面。1948年6月，蒋介石因白崇禧与李宗仁竞争副总统位置而将白崇禧调到华中任剿总总司令，目的是加强对其的控制。袁守谦被任命为剿总秘书长，表面上是辅佐白崇禧，实际上则是监视他。在这一职务上，袁守谦极为低调，背后却与华中剿总中的黄埔将领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向蒋介石报告情况，间接让白崇禧感到不安。渡江战役爆发后不久，袁守谦调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则松了一口气。 蒋介石逃亡台湾后不久，袁守谦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这一任命在国民党军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因为袁守谦的战功并不显赫，军事职务也较为边缘，但蒋介石依然破格授予了他这一军衔，这表明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与重要性。这次晋升，也象征着国民党军界的一次大洗牌，袁守谦作为蒋介石的重要人物，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

此后，袁守谦成为了蒋介石父子的重要顾问之一，并在国民党军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62年，蒋介石在遗嘱中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并指出袁守谦将是负责国民党军政事务的四人之一。尽管这份遗嘱更侧重于提携蒋经国，但其中不乏对袁守谦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袁守谦的职务逐渐转向政务工作，军衔也就定格在了二级上将。晚年的袁守谦热衷于诗词、书法和摄影，虽然他的政治热情已经减退，但他依然活跃于自己的爱好领域。1992年，袁守谦在台北去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