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袁文才这两个名字,刻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史上,也藏着一段让后人唏嘘的曲折往事。他们不是天生的红军将领,最初只是井冈山地区的绿林首领,却在革命最低谷时,为毛主席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敞开了山门。
1927年,毛主席率部辗转来到罗霄山脉中段,想找一块安身立命的根据地。当时的井冈山,袁文才带着队伍守在茅坪,王佐占据茨坪,两人结为“老庚”,凭着熟悉的地形和群众基础,硬是让国民党军队奈何不得。毛主席没有选择武力解决,而是带着诚意上门,送去一百零八条钢枪,跟他们推心置腹谈革命道理。这份信任打动了两人,他们的队伍被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之后还先后入了党,袁文才当了宁冈县委书记,王佐负责井冈山防务,为根据地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老百姓渐渐把他们当成自家人,袁文才的妻子谢香梅还常给毛主席杀鸡熬汤补身体,听说毛主席脚上有伤,还提议用轿子把他抬进茅坪。
谁也没想到,这样的革命情谊,会毁在一份脱离实际的决议和“左”倾错误的影响下。1928年底,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定下了处理“土匪”的规矩,说就算这些人帮过革命,首领也得彻底铲除。这个决议传到井冈山后,边界特委里的一些人动了心思,他们本身就带着土客籍矛盾的偏见,觉得袁文才、王佐终究是绿林出身,该按决议处理。毛主席看出了危险,想把袁文才调到身边当副参谋长保护他,可袁文才偶然看到了那份决议,心里慌了神,没等解释就偷偷跑回了井冈山。
这一跑,成了致命的导火索。1930年2月,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伪造了毛主席的信件,以合编部队攻打吉安为名,把袁文才、王佐骗到了永新县城。24日拂晓,红五军的部队包围了他们的住处,袁文才被当场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枪声后往东门逃跑,却发现浮桥已被拆毁,涉水过河时被乱枪打死。两人的部队连以上军官几乎被一锅端,余下的人仓皇逃回井冈山。
消息传回山上,袁文才、王佐的旧部和亲友彻底炸了锅。他们想不通,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怎么就成了该被消灭的“反革命”。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王佐的三哥王云隆牵头,带着16名客籍党员干部给彭德怀写信,恳求上级主持公道,说自己“舍共产而无他从”,可这份满是恳切的信石沉大海。上级不仅没给说法,还坚持说袁、王有罪该杀。毛主席听闻两人被杀的噩耗,悲痛欲绝,直言“杀袁、王两人是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就在他们心寒之际,国民党趁机伸来了橄榄枝。宁冈、遂川的国民党政府派人送粮食、食盐,甚至耕牛,对袁、王旧部的家属格外优待,还到处贴标语,说共产党“过河拆桥”“恩将仇报”。一边是党组织的冷漠,一边是国民党的拉拢,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最终动了心。1930年3月,谢角铭和王云隆联名给湘赣两省政府“电告反赤”,不久后成立了宁遂边防保卫团,手下有七百多人枪,盘踞在茅坪、茨坪这些红军曾经的核心区域,井冈山就此沦为白区。
更让人心痛的是,土豪恶霸萧家璧趁机钻进了井冈山。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棍,喊出“村要换人种”的口号,对支持过红军的群众展开了疯狂报复。茨坪村被屠了五次,小井村一次就被杀了136人,方圆三十里几乎成了废墟。袁、王的旧部虽然占据着部分山区,但已经失去了革命方向,有的跟着萧家璧作恶,有的则在山头各自为战,井冈山彻底陷入了混乱的割据状态。
之后的十九年里,我军从未放弃过夺回井冈山的努力。从1930年开始,红军先后六次尝试进山,可每次都因为不利条件无功而返。袁、王旧部熟悉山地作战,又掌控着当地群众的通风报信,加上井冈山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大部队难以展开。更重要的是,之后的岁月里,革命重心不断转移,土地革命时期要应对国民党的大规模“围剿”,抗日战争时期得集中力量抗击日寇,解放战争前期又要在中原、东北等战场与国民党主力决战,井冈山的收复被一次次搁置。
这十九年里,井冈山的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萧家璧的队伍挨家挨户搜查,只要发现红军留下的一点东西,全家就会遭殃,被抓去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回来的。曾经红旗飘扬的革命圣地,成了人间炼狱,夜晚经常能听到凄厉的哭声。而袁、王的旧部中,有些人渐渐后悔,却早已骑虎难下,只能在乱世中苟延残喘。
直到1949年8月,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隶属于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八军的142师终于腾出手来,向井冈山开进。这支队伍的主力红一团源自秋收起义部队,算是朱毛红军的老底子,战士们带着为先烈报仇、为百姓除害的决心,只用九个小时就击溃了盘踞的武装,先活捉了“井冈山绥靖区遂北第一纵队”少将司令罗普权,伪遂川县长黄咸一随后主动投降,只剩匪首萧家璧仍在顽抗。逃窜的萧家璧最终在山洞里被活捉,当年11月,四万名群众涌去参加公审大会,这个祸害了井冈山十九年的屠夫被枪决,百姓们终于扬眉吐气。
195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为两人彻底平反;1979年,民政部又将他们正式列入革命烈士名册,补发了烈士证书和抚恤金。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接见了袁文才的遗孀谢香梅和王佐的遗孀兰喜莲,弥补着当年的遗憾。一场因“左”倾错误导致的错杀,让井冈山付出了十九年的代价,三千多名无辜百姓丧生,革命根据地得而复失。
那些年里,袁文才如果没看到那份六大决议,王佐如果没轻信伪造的信件,上级如果能多一点耐心解释和安抚,井冈山会不会是另一种命运?历史没有如果,但这段往事留下的伤痛,却永远提醒着后人:革命路上,实事求是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而人心向背,才是最根本的胜负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