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张发奎在伦敦郊外的医院看牙时，时任驻英公使的郭泰祺带着一个年轻人走进了他的病房。张发奎几乎是在一瞬间就认出了眼前的人——那正是张学良。1933年3月10日，热河沦陷，守军汤玉麟败逃，张学良被批评为“不抵抗”，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他只得引咎辞职，随后在蒋介石安排下出国。听说张发奎就在伦敦，张学良让郭泰祺带着自己去拜访他。尽管张发奎与张学良此前从未见过面，他却一眼认出了这个年轻人。郭泰祺本想做介绍，但张发奎打断了他说：“我们早就认识了，当年在河南战场，只有我们俩打得最激烈。”张学良微笑着回应道：“真是不打不相识，我从未遇到过如此强悍的队伍。”他们提到的“河南战场”指的正是二次北伐时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然而，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却表面上仍然坚持左派立场，为了联合各方力量，决定进行东征讨蒋。

然而，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展，局势发生了变化。北伐的目标之一是推翻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张作霖感到了极大的威胁。1927年1月26日，张作霖召集了奉鲁将领开会，决定派遣十万大军征讨河南，并以支援吴佩孚为名，实际目的是为了吞并吴佩孚的地盘。当时，吴佩孚的军队已经被国民革命军打得军心涣散，许多曾是吴佩孚部下的将领也秘密转投武汉政府。面对奉系的威胁，河南的靳云鹏匆忙组建了保卫军，虽然人马众多，但由于内部派系众多，根本不是奉军的对手，接连败退，最终撤到驻马店，并向武汉政府求援。

武汉政府在是否优先解决蒋介石还是张作霖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一些左派将领如张发奎、唐生智主张先应对内部的蒋介石，再统一对外；而汪精卫则主张先解决外部的张作霖。关键时刻，共产党人提出支持二次北伐，并积极向武汉政府施压。张发奎麾下的共产党人，如恽代英、叶挺等人坚定支持二次北伐，并劝说张发奎。考虑到当时上海、广州、湖南等地正爆发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屠杀，党内的决定无疑是在将自己置于火线中。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深深打动了张发奎。唐生智最终也被说服，明确表示：“北伐成功后，解决蒋介石并不难。”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开始了二次北伐，张发奎带领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进入河南。张发奎部队中，有大量共产党人，其中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尤为知名。到北伐后期，张发奎部队中的共产党人数多达2500至3000人。除了叶挺、恽代英、张云逸等人外，张发奎部中也有不少黄埔军校出身的年轻军官，如蒋先云、卢德铭等人，甚至陈赓也曾在张发奎的部队中任职。

蒋先云、陈赓等黄埔军校的优秀学员，在那个年代极为出色。蒋先云自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迅速在党内和军内崭露头角。作为黄埔一期的学生，蒋先云在军校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不仅在入学考试中连连得第一，还因杰出的能力获得了蒋介石的重视。然而，蒋先云从一开始就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不合。蒋先云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决定与他决裂，并返回武汉。尽管蒋先云在党内外都有着极高的声望，部分党内的“极左”人士却对他心存怀疑，甚至有人怀疑他是蒋介石的卧底。这一切的指责让蒋先云内心十分痛苦，他在武汉时期表现出失落和迷茫，但依然坚定支持二次北伐。

蒋先云在北伐的战斗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华。在1927年4月下旬，张发奎率领部队进入河南，连战连胜，奉军不断败退。5月下旬，奉军退守临颍，而张学良亲自到前线指挥。为了挽回败局，张学良决定在临颍进行最后的抵抗，亲自枪毙了作战不力的旅长。5月27日，北伐军与奉军在临颍展开激烈的战斗，奉军装备精良，且有张学良亲自坐镇前线，北伐军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在战斗中，张发奎指挥第11军为预备队，而黄琪翔带领的第12师则与奉军展开猛烈对抗。张发奎亲自率领的26师在关键时刻出击，但面对奉军的坦克，局势仍未能好转。此时，蒋先云提出侧翼进攻，并亲自带领77团摧毁奉军的炮兵阵地，为其他部队争取了宝贵时间。

蒋先云的英勇表现令人铭记，他身穿军礼服，骑着白马冲锋，尽管第一次就被敌人炮火击伤，他依然坚持继续进攻，最终在第三次冲锋时，胸口中弹，倒地牺牲。蒋先云的牺牲令所有人都深感痛惜。张发奎在前线得知蒋先云受伤后，立刻指示将他抬到医院，直到晚年他依旧记得这个年轻人。蒋介石得知蒋先云在河南阵亡的消息后，痛苦万分。他曾在1955年回忆起蒋先云时感慨万千，称其为自己最得意的门生，赞扬他是一位“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