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份,可能是爆发黑死病的1347年。
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西班牙流感叠加的1918年。
然而,近年来,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与气候学家的研究中,一个更早、更极端的年份被重新发现。
它就是“公元536年”。
那一年,不仅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惨的一年”,更被一些学者视为世界文明进程的“断裂点”。
可以说,从那一年开始,全世界发展几乎停滞了100年。
公元536年的一天,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罗马城的居民早上推开窗户,只能看到外边笼罩着的一层诡异的浓雾。
他们原本想着太阳升起后大雾应该会散去,谁知道一直到了正午时分,太阳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光晕,光线微弱得像傍晚时分。
令谁都没有想到,正是那一天,开启了人类灾难的历史征程。
那场迷雾,不止影响着罗马地区,它几乎笼罩了整个北半球。
从欧洲到亚洲,从中东到美洲,几乎整个北半球都被一层厚重的阴霾所遮蔽。
当时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还在陪同将军作战,亲眼目睹那一奇异景象。
后来他在行军日志中写道:“太阳全年发出的光,像月亮一样黯淡无光。”
那层雾霾遮天蔽日,白昼如同黄昏,黑夜则更加深沉,人们抬头仰望,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光晕,微弱得令人不安。
另外,爱尔兰的修道士在编年史中也记载道:“536年到539年,面包匮乏。”
那一简短的记录背后,是长达数年的气候异常与生存困境。
当时我国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南朝是梁武帝大同二年;北朝则分别属于东魏孝静帝天平三年和西魏文帝大统二年。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也记载了那一诡异的灾难。
《南朝史记》记载,“夏霜八月雪”。
盛夏时节,青州等地的农田里竟然飘起了雪花,刚刚抽穗的庄稼被冻死,农民们望着满目疮痍的田野,束手无策。
《资治通鉴·梁纪十三》中写道,“是岁,魏关中大饥,人相食,死者什七八”那11个字,记录下了一场人间惨剧。
西魏大统二年,关中平原上,饿殍遍野。
曾经肥沃的黄土地颗粒无收,先是535年的大旱,黄河以北的良田龟裂成块,尘暴遮天蔽日。
接着536年9月,诡异的天象再次降临,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大雪和冰雹砸烂了最后一点收成,雪花冻死了还在地里的根茎。
饥荒迅速蔓延,人们先是吃草根、啃树皮,槐树皮被剥得干干净净。
观音土混着野菜煮成糊糊填肚子,拉不出屎也得吃,因为不吃就会饿死。
牛羊早就宰杀吃完了,狗也被吃光了,老鼠成了珍贵的肉食。
到了冬天,关中开始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每十个人里,七八个死去,村庄里大部分房屋都空了,只剩下几家还冒着炊烟。
在欧洲和中东地区,情况同样糟糕。
欧洲的农民开始宰杀牲畜,因为没有足够的草料过冬;中东的商队停止了远行,因为沿途的驿站已经断粮。
爱尔兰经历了严重的面包短缺,从536年持续到539年,几乎没有粮食去做一块面包。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536年夏天也出现了霜雪的记录,大量鸟类死亡。
可在当时,即便史学家们记录下了那一残酷的景象,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甚至此后一千多年也没人知道,直到20世纪末地质学家的研究,才找出了痕迹。
20世纪末,科学家们在钻取格陵兰和南极的冰芯时,突然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
大约在冰芯对应的公元536年位置,出现了异常的硫酸盐微粒——那是大规模火山喷发留下的痕迹。
到了2013年,科学家又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格尼菲蒂冰川上,钻取了一根72米长的冰芯。
经过精密分析,在公元536年春天的样品中发现了两块火山玻璃的微观碎片,它们是来自冰岛的火山岩。
这表明,公元536年初,冰岛的一座火山发生了剧烈喷发。
巨量的火山灰和硫化物被喷射到平流层,在高空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尘幕。
那道尘幕反射走了几乎90%的阳光,使全球气温极具下降,生态系统陷入紊乱。
紧接着,540年和547年又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火山喷发,让本已经很脆弱的气候系统再次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彻底崩溃。
从树木年轮的记录中可见,536年之后,欧洲夏季气温骤降至2.5摄氏度,成为过去2300年中最寒冷的十年。
由不得我国史书中会写道:“八月,大雪三尺,人畜冻死,年谷不登。”
要知道,在古代大家都是靠天吃饭的,气候对农作物的影响十分巨大,气候的改变,直接反映在了农作物身上。
全世界粮食减产,民众生活异常艰难,刚开始大家还能吃些草根树皮,到后来甚至到了人相食的地步。
在那样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又会出现战争。
其中我国就是在那样的影响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政权东魏和西魏最后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
可令谁也没想到的是,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下,还有着一场瘟疫在等着罗马人。
公元541年,当罗马人觉得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大家都准备迎接好日子的时候。
更可怕的灾难来了。
埃及的港口城市佩卢西翁,一艘从印度回来的商船刚刚靠岸,就有水手们感觉身体不适。
原来是船上的水手和货物里,携带着鼠疫杆菌。那种病菌先感染了港口的老鼠,然后通过跳蚤传播给了人类。
感染者先是高烧,然后腹股沟和腋窝会长出鸡蛋大的淋巴结脓包,疼得死去活来。
三到五天后,病人开始咳血,皮肤出现黑斑,最后在痛苦中死去。
因当时医疗科技不发达,瘟疫沿着商路向北蔓延。
很快,君士坦丁堡成了重灾区。城里每天死亡的人数从几十人涨到了上千人。
当时有位叫作“迈克尔”的书记员记录下了一组可怕的数字:
第一天死亡5000人,第二天10000人,第三天15000人,第四天18000人。
皇帝在城门口安排了审计员统计死亡人数,统计到30万人的时候,他们停止了计数,不是疫情结束了,是负责统计的人也死了。
现代医学证实,那些症状正是鼠疫的典型特征。
史书上,那场瘟疫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它前后持续了五十多年,席卷了整个地中海区域。
夺走了拜占庭帝国数百万人的生命,包括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口。
在那场瘟疫爆发期间,将近一半的欧洲人口受到鼠疫的影响,曾经无比强大的拜占庭帝国,也因此而落幕。
原本查士丁尼一世还试图重现罗马帝国的荣耀,他向西派遣将军,与哥特人、迦太基人、汪达尔人等作战。
然而,536年的天灾及以后的瘟疫等灾难,让他的梦想化为泡影。
另外,除了瘟疫和饥饿,当时全世界的经济、生产生活也受到了巨大影响。
向来,科学家会用冰芯中的“铅元素”含量,来评判一个时期的经济活动。
因为铅元素来自人类的冶炼活动,特别是从铅矿石中提炼白银。
科学家发现,536年之后,冰芯中的铅含量断崖式下跌,人口锐减,经济活动停滞,矿场关闭,冶炼停止。
直到640年,整整100年后,铅含量才恢复到灾难前的水平。
那意味着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到死都没能看到世界恢复到灾前的模样,他们的子孙用了整整四代人的时间,才让文明重新站稳脚跟。
在南美洲,秘鲁的莫切文明因气候异常导致渔业崩溃、灌溉系统被毁,最终走向衰亡。
在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也因干旱与洪水交替而逐渐衰落。
在北欧,瑞典东部和中部的村庄被大规模废弃,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烧毁的农舍,那可能是绝望中的自我烧毁或战乱所致。
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迈克尔·麦考密克所说:“536年,是有史以来最难熬的一年。”
那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来自历史深处的真实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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