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列举中国历史上前半生与后半生形成强烈反差的君主，那么后唐的庄宗李存勖与唐玄宗李隆基的情况就非常相似。李隆基在位时，不仅开创了唐朝的开元盛世，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巅峰；然而，也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安史之乱爆发，直接导致了唐朝的衰落。李存勖继承了父亲李克用的晋王爵位和河东节度使职位，年仅24岁。之后，他屡次击败压制父亲的世仇朱温，在三垂岗、柏乡等地连胜，甚至令朱温感叹“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在成为晋王后的15年中，先后南征后梁，北拒契丹，东取河北，西吞河中，屡次立下赫赫战功。

据说，李克用临终时将三支箭交给李存勖，这三支箭分别象征着父亲的三个敌人：后梁的朱温、桀燕的刘仁恭、契丹的阿保机。李存勖把这三支箭放在宗庙，每次出征时，他会举行祭祀仪式，并恭敬地取出箭，放进锦袋中，随身携带。每次凯旋后，他又会将箭放回宗庙。据传，李存勖在多次战斗中，背负着这三支箭，冲锋陷阵。直到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四月，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建立了后唐政权。同年12月，他攻克了后梁的都城汴梁，接管了河南、山东等地。

早在公元914年，燕王刘仁恭与其子刘守光就已成为李存勖的俘虏。李存勖曾将他们绑在一起，捆绑着在宗庙向父亲李克用报捷，之后将燕王父子押解至代州（今山西代县）。在那里，燕王父子被刺杀致死，用他们流出的血祭奠李克用之墓，最终斩首。九年后，李存勖终于消灭了父亲生前的最大对手——后梁，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梁晋争霸乱局。他还曾将后梁君臣的头颅放入木匣，带到宗庙向李克用报捷。李存勖不仅为父亲复仇，甚至一度成为人们眼中，结束唐朝自乱以来的乱世局面的希望。

同光三年（925年），李存勖灭掉了前蜀，震动了南方各国。此时，后唐的版图已是五代中最大，不仅稳固了黄河流域的统治，还控制了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如果李存勖能够继续进攻南方国家，或许五代十国的乱世就不会由赵匡胤来终结。然而，李存勖在消灭前蜀仅半年后，便死于宫廷政变。短短半年之间，李存勖为何会如此迅速地走向失败呢？对此，北宋文人欧阳修在他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了解释。

欧阳修认为，李存勖的兴衰折射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他把李存勖当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反面典型。然而，欧阳修的这个结论并不完全成立。李存勖是否真的放纵享乐？事实上，虽然欧阳修指出李存勖宠信宦官和伶人，但这一点并不足以与后来的明代皇帝相提并论。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就因宠爱宦官和享乐而被评价为仁宣之治的奠基者，而后来的明朝皇帝如热衷炼丹和木工，也并未导致朝政的快速衰败。

唐玄宗李隆基在经历了接近二十年的乱政后，才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然而李存勖却在灭掉前蜀半年后便死于政变。这种败亡速度太快了，难道真如欧阳修所说，李存勖在短短半年内就变得荒唐昏庸了吗？如果李存勖早已腐化堕落，那么一个腐化堕落的君主，怎会有征伐敌国的雄心壮志呢？显然，李存勖虽然有宠信宦官的做法，但他并未完全沉迷于享乐，而始终保持着他一统天下的雄心。

欧阳修虽然指出李存勖放纵享乐，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并未超过许多后代皇帝的行为，而且李存勖依然具备一统天下的志向。那么，如何能称他为腐化堕落呢？就像明朝的正德帝朱厚照和天启帝朱由校一样，李存勖的败亡远比看上去更为复杂。欧阳修的“逸豫亡身”的结论并没有真正分析李存勖所处的具体环境。李存勖的迅速败亡并不是他个人腐化堕落的结果，而恰恰相反，他的雄心壮志一直没有改变，若他只是沉迷享乐，完全可以忽视战事。

李存勖真正的原因在于他削弱地方藩镇的举动过于急功近。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军阀割据，中央集权较弱，直到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才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李存勖通过依赖宦官监军，来制衡地方藩镇，目的是削弱地方势力，确保中央集权。虽然这种做法降低了军事效率，但却能防止地方将领独断专行，对皇权构成威胁。历史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明朝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李存勖的所谓“宠信宦官伶人”，其实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目的是削弱地方藩镇的力量。并非如欧阳修所描绘的那样，他完全被宦官和享乐所左右。李存勖并没有忽视宦官的危害，反而是用他们来防止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正因为他的削藩举动过急，才导致了地方藩镇的强烈反应。李存勖在死后，李嗣源给他定罪，除了宠信宦官之外，还加上了“猜忌排挤功臣”之罪，这使得李存勖被定性为昏君，为李嗣源自己的上位提供了合法性。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李嗣源所说的“忠臣”，其实指的是手握大权的各路将领。而李存勖疏远功臣，其实是出于对藩镇势力的警觉。虽然宠信宦官确实有害，但李存勖的这一做法是为了削弱地方权力。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以李嗣源为代表的藩镇势力，会发动政变，推翻李存勖。李存勖败亡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他在削弱藩镇势力时过于急功近，导致了其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