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皇帝的谥号是非常讲究的，通常除了开国皇帝会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外，其他皇帝的谥号一般会根据他们在位期间的表现来定，这个谥号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后人对该皇帝的评价。

谥号有美谥和恶谥之分。美谥通常会用“文”或“仁”等字眼，比如汉文帝、明仁宗。恶谥的典型代表是隋炀帝的“炀”字，以及“懿”、“哀”等，这些都是不太好的谥号。另外，还有一些谥号带有中性但略带贬义的意思，例如“宪宗”，这个谥号一般意味着这位皇帝有所作为，但也有许多缺点。例如，唐宪宗虽然被认为是唐朝的中兴之主，但他后期却迷信方术，影响了朝政。

对于明宪宗来说，在某些史学家的眼中，他的评价并不高。许多人认为他开设了西厂，任用了宦官，且不理朝政，远不如他的儿子孝宗皇帝，更不用说仁宣两位帝王了。然而，实际上，明宪宗是明朝真正的中兴之主。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明朝的基本情况。虽然明朝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统一的朝代，但其历史的不同阶段差异非常大。例如，靖难之役使得明初朱元璋的藩王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比如嘉靖皇帝的旁系继位，使得朝堂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

总体来说，明朝大体可以分为土木堡之变前和土木堡之变后两个阶段。在土木堡之变之前，明朝无论是洪武、永乐、洪熙还是宣德年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进攻性，积极对外开疆拓土。尽管文官的势力逐渐增强，但功勋武将和皇帝仍然试图通过兵戎和贸易确保朝廷的活力。

即使明英宗的“英宗”谥号并不完全符合他的事迹，但至少在亲政后，他还是努力与勋贵一起对外用兵。然而，土木堡之变的惨败带来了三大后果：第一，京营大军全军覆没，明朝的主力只能依赖边军；第二，皇帝亲征的传统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从此之后，除了正德皇帝，再也没有皇帝亲征；第三，文官集团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兵部权力逐渐凌驾于都督府之上，勋贵再也没有能力与文官抗衡。

这种情况在英宗复辟后进一步加剧，明朝的局势变得更加混乱。在此背景下，明宪宗的登基改变了当时的局面，稳定了国家。

明宪宗是英宗的儿子。土木堡之后，景泰帝上台，为了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废掉了宪宗的太子之位，直到英宗复辟后，宪宗才得以恢复太子身份。尽管如此，在明宪宗登基后，他对当年废掉自己太子之位的景泰帝表现得非常宽容，并且恢复了于谦的名誉，成功稳定了当时的局势。

当时，明朝面临着两个急迫的问题：外患和内部权力斗争。外部的威胁来自瓦剌鞑靼等部的入侵，而内部则是土木堡之变后复杂的权力平衡问题。这两方面的任何处理不当，都可能让明朝陷入危机。尤其是明宪宗本身有口吃的毛病，在朝堂辩论中常常默不作声，甚至不愿与大臣见面，这也成为后人批评他的一大原因。

然而，实际上，明宪宗在位期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非常出色。他任用王越、汪直等人，接连在对外作战中取得胜利，可以说，成化年间一系列的胜利稳定了明朝的外部局势。

在内政方面，明宪宗一方面恢复了于谦的名誉，重用李贤，稳定了文官集团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也维持着勋贵、宦官和文臣之间的权力平衡。

史书中，由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是文人写的，因此通常评价优待文臣的皇帝较高。而那些重用宦官和勋贵的皇帝，评价则相对较差。例如，宋仁宗虽然对外与西夏交战失利，对内也未能成功进行庆历新政，但因为优待文臣，所以评价依然较高。同样，明孝宗因重用文臣而被史书评价很高，唯一的缺点是晚年曾试图重用宦官。而明武宗因重用武将和宦官，评价就较差。

从权力制衡的角度看，文臣独大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过度歧视宦官集团也不应是一种偏见，毕竟宦官在某种程度上是皇权的一种延伸。

自永乐帝之后，明朝就形成了勋贵、宦官与文臣三角制衡的局面。而土木堡之变后，宦官集团因为王振的原因被视为罪魁祸首，勋贵几乎在这次变乱中损失惨重，文官一度独大。明宪宗在此时重新调整了权力平衡，任用汪直，成立西厂，提升本是文臣的王越为爵位，旨在恢复勋贵、宦官、文臣之间的平衡。

尽管在史书中，明宪宗的评价并不高，但他的这一系列举措实际上是非常成功的，极大地稳定了明朝的政治局势，确保了明朝能够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