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4岁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又成了毛主席的警卫员，1955年的时候，却只被授予上校军衔。令人意外的是，转业后，他竟然还享受了上将待遇。

这位同志就是陈昌奉。

1915年，陈昌奉生在岭脑村最破的一间土坯房里。家里实在是穷苦，父亲一年四季给地主扛长活，一天忙到晚，挣的粮食还不够一家人塞牙缝。后来，母亲得了场风寒，没钱抓药，只能躺在稻草堆上硬扛，最后活活饿病交加走了。

下葬那天，陈昌奉抱着母亲冰冷的手，眼泪混着泥巴往下掉，他问父亲：“为啥咱们穷得连口饱饭都吃不上？”父亲蹲在地上，半天憋出一句：“世道就这样，认命吧。”

可陈昌奉不认命。那会儿民国的关税低得吓人，外国的面粉、大米顺着港口往内地运，价钱比本地粮便宜一半还多。地主家的稻谷卖不出去，自然也给不起长工高工钱，有些小地主甚至自己扛着锄头下地，连长工都雇不起了。

陈昌奉的父亲在地主家干了好几年活，工钱没涨过一点，反倒因为年岁大了，时常被地主嫌弃干活慢。

1929年冬天，年关将近，地主上门要债，见陈家实在拿不出东西，硬是把灶台上那口传了铁锅卸下来扛走了。看着空荡荡的灶台，陈昌奉攥着拳头对父亲说：“我要走，我要去寻条活路。”

就在这时，村口传来消息：毛主席和朱老总带着红四军到了赣南，说是“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过好日子”。陈昌奉听说后，连夜找了同村的发小，俩人揣着家里仅剩的几块干粮，趁着夜色跑出了村子。

一路上，他们跟着红军留下的标语走，饿了就挖野菜，渴了就喝山泉水，走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红军队伍。

一开始，红军干部见他俩年纪太小，不想收。陈昌奉急了，拽着干部的衣角说：“我能扛枪，能挑水，啥活都能干，你们不收我，我就跟着队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干部被他的韧劲打动，又看他俩实在可怜，就把他们留在了炊事班，让他们帮忙烧火、挑水。

陈昌奉干活麻利，眼里有活儿，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劈柴，晚上等大家都睡了，还会把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没过多久，炊事班的班长就把他推荐给了朱德。

朱老总见陈昌奉机灵，又踏实，正好毛主席身边缺个勤务员，就把他调了过去。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陈昌奉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毛主席笑着问他：“小鬼，叫啥名字啊？”陈昌奉低着头说：“没名字，大家都叫我‘伢子’。”

毛主席听了，从口袋里掏出纸笔，手把手教他写“陈昌奉”3个字，还说：“你姓陈，以后就叫这个名字吧，跟着我好好干，不光要学干活，还要学认字，学革命道理。”

从那以后，陈昌奉就成了毛主席的勤务员，白天帮着整理文件、端茶倒水，晚上就在油灯下跟着毛主席学认字。

毛主席耐心得很，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念，一笔一划地教他写。有回，陈昌奉把“革命”的 “革”字写错了，毛主席没有批评他，而是拿着他的手，重新写了一遍，说：“写字就像打仗，一笔都不能错，革命更是这样，一步都不能走歪。”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陈昌奉跟着毛主席，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征途。过草地的时候，他得了疟疾，浑身烧得滚烫，走路都打晃。毛主席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自己则牵着马缰绳，在齐腰深的泥水里走。

有天晚上，陈昌奉迷迷糊糊醒过来，看见毛主席坐在篝火旁，借着微弱的光看地图，眼里满是红血丝。他想爬起来给毛主席添点柴火，刚一动，毛主席就按住他：“躺着，养好了身子，才能跟我走出草地。”这句话，陈昌奉记了一辈子。

长征路上，危险无处不在。有一次，部队在贵州境内遭到敌人袭击，子弹像雨点一样飞来。陈昌奉紧紧护在毛主席身边，把自己的身体挡在前面。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膀说：“别怕，有我在。”

后来，他们躲进一个山洞里，直到枪声平息才出来。事后，毛主席笑着说：“昌奉啊，你这胆子比我还大。”陈昌奉挠挠头说：“我是您的警卫员，我得保护好您。”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毛主席看着身边这些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士，心里很是欣慰。他觉得陈昌奉不能一直当警卫员，得让他去学习，将来才能为革命做更多贡献。

于是，毛主席找陈昌奉谈话，说：“昌奉，我送你去红军学校读书吧，在那里你能学到更多知识，将来能当更大的官，做更多的事。”陈昌奉一听，眼圈就红了，他舍不得离开毛主席。毛主席劝了他好几天，他才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在红军学校里，陈昌奉格外珍惜学习机会。他文化底子薄，就比别人多花时间看书、写字；训练的时候，他也从不偷懒，不管是射击还是格斗，都练得非常刻苦。

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陕北保卫局保卫队担任指导员。陕北保卫局保卫队是今天武警部队的前身，主要负责边区的安全保卫工作。陈昌奉虽然没接触过公安工作，但他肯学肯钻，很快就熟悉了业务。

有一次，他发现几个特务在城门口偷偷发传单，就带着两个战士蹲守了好几天，最后把特务一网打尽。毛主席听说后，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昌奉啊，你这手比在战场上还准。”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昌奉一直在边区公安战线工作。他带领战士们打击特务、维护治安，为边区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派大批干部到敌后开辟新根据地，陈昌奉主动申请去山东。在山东，他先后参加了涟水、周家口、孟良崮等重大战役，还参与了山东解放区的剿匪反霸工作。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陈昌奉先后担任济南市公安总队总队长、山东省公安厅武装处副处长、山东省公安总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等职。在这些岗位上，他始终保持着红军时期的优良作风，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陈昌奉被授予上校军衔，还荣获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要知道，二级八一勋章通常授予工农红军时期的团级和营级干部，二级解放勋章则授予解放战争时期的师级干部，能同时获得这两枚勋章的上校，整个军队里都没几个。

有些人替陈昌奉抱不平，说他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资历这么老，怎么也得授个少将。可陈昌奉却看得很开，他说：“多少战友都没能活到新中国成立，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天，还能被授予上校军衔，已经很满足了。”

在他看来，军衔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事。

1964年，陈昌奉被晋升为大校军衔。1966年，他调回江西工作，担任公安部队江西省总队总队长。在江西，他深入基层，了解老百姓的需求。当地老百姓都说：“陈司令真是个好官，心里装着咱们老百姓。”

1972年，陈昌奉被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在当时，能从部队转业直接担任省委书记的，大多是开国上将，像陈昌奉这样的开国上校，还是第一个。上任以后，陈昌奉更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有人背后议论他，说他一个上校，管的事太多，越权了。可陈昌奉根本不在乎这些，他说：“老百姓的事，没有什么权不权的，只要能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做什么都愿意。”

他在江西工作期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省里给他配的车，他很少用，下乡的时候经常搭农民的拖拉机；给他安排的高级住房，他也觉得太浪费，坚持住公社的土坯房。有一次，他去井冈山调研，在老乡家吃了一碗红薯粥，临走的时候硬是塞给老乡几块钱。

1972年，陈昌奉调任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在武汉军区，他依然保持着严谨的工作态度，经常深入部队基层，了解战士们的训练和生活情况。1985年，陈昌奉离职休养，但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报纸和文件，还会给部队和地方政府提一些建议。

1986年12月13日，陈昌奉在武汉病逝，结束了辉煌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