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亦称族谱、宗谱，是我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产生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中序号为1506的“儿氏谱”，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形文字记载的家谱，记录了儿氏家族十一代的世系，体现了早期中国家谱的雏形。此后的历史岁月里，家谱开始不断的发展普及，从官修到私修，从世族门第到庶族衣冠，谱牒之学蔚然成风。宋代以后，家谱“别选举、定婚姻、明贵贱”的政治功能消失殆尽，逐渐成为加强宗族凝聚力的工具，也是在这个时期，家谱的体例开始固定且趋于完备，世系的记载遵循苏洵和欧阳修所创立的欧苏体例，除此之外，大体包括：谱序、源流、谱论、恩荣、祖像、族规家训、五服图、祠堂、坟产、传记、艺文、字辈等，内容丰富多样，不再是枯燥乏味的，人们口中仅记载族人生死、嫁娶等个人信息的“生死薄”，其价值已从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等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艺术、建筑等诸多方面，是不可多得的文献宝库，就像梁启超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言，“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同时，他还在文中指出，“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族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倡导对家谱进行有效收集，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正是家谱所蕴含的弥足珍贵的价值，让古今中外众多学者为之痴迷，形成了专门研究家谱的“谱牒学”，一大批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在家族姓氏的溯源、人物家世的考证、历史文献的挖掘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推动了谱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民国二十六年孔子世家谱）

然而，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家谱当作文献资料来看待，鲜有学者从古籍视角出发，以欣赏的姿态去细细品味、把玩家谱，领略其在镌刻、版画、书法等方面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揭示背后对祖先崇拜、对血缘关系维护的精神需求。如郑振铎先生的《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郭味蕖先生的《中国版画史略》、王伯敏先生的《中国版画史》等著作中均未出现家谱图像的影子。实际上，有的家谱刻印俱佳，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里面的图案与文字交相辉映，共同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指出“图者，史之无文词者也。无图，则不可以表形象，书志不得不冗”。徽州人认为：“郡邑志山川城郭，莫不列图以示，使人一览如遇。尚已总谱之作，萃群派为一书，派有系，系有图，以周知支裔盛衰。而村以聚族，庙以栖神，容以像生，墓以妥死，矧丧服恩义轻重。先王定制，后王更制，图弗具，何以昭美备哉？子孙水源木本之思，春露秋霜之感，未必不借助于此”。所以，近代氏族在纂修家谱时热衷于将祖像、墓图、祠堂图、祭祀（品）图等图像辑录其中，导致图像占比越来越高，少则几幅，多则上百幅，据了解，光绪三十三年的《后陈延庆吴氏宗谱》里各类版画共计180幅、光绪十年的《暨阳洋湖祝氏宗谱》，单是彩绘祖像就多达177幅，为此，将图像分门别类，单独汇编成册的家族比比皆是。

（咸丰七年刘金氏宗谱）

（民国二十五年沩宁袁家河袁氏族谱）

另一类图像以文为主，以图为辅，主要反映在谱诏、恩荣诰敕与礼节图中。这类图像的表现形式基本固定，前者一般是在四周刻上红色的云龙图纹，黑色、紫色的板框也较为常见，里面文字是印刷体，恩荣诰敕的内容还存在书法抄录或名人题写的形式；后者包括五服图、冠图、醮婿图、亲迎图、正寝时祭图等事关儒家礼仪之图，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是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二十七年邵阳申氏受族五修谱）

（民国二十六年郭氏宗谱）

其次，是书法作品。家谱的刊印，在任何年代都是一件极为重要且十分严肃的事。因此，在诸如书衣、扉页、谱序、题词、题赞等处的字迹，往往都是由宗族推选书法功底深厚的族人或邀请名人名家撰文并书写，再让能工巧匠上板刻制，集书法艺术与雕刻艺术于一体。由于不同的书法名家风格各异，擅长的字体也不尽相同，出现了用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不同字体书写的优秀作品，有些甚至是业已失传的名人墨迹。还有的家谱钞本，整本皆由书法精湛的文人悉心抄录，在记录家族历史的同时，也展现了书法艺术的魅力，成为书法与家谱完美融合的经典之作。

（民国十四年合肥李氏宗谱）

（民国二十四年宋氏族谱）

（民国二十年清河张氏支谱）

清末，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西学东渐的浪潮，铅印、石印、珂罗版等印刷技艺不断传入中国，它们与摄影、平面测绘等前沿技术相互结合，被广泛地运用到家谱编纂中，以顺应时代变革：

（一）铅印技术。木活字印刷有着成本低廉、可以反复使用等优势，使其占据了传统家谱印刷的主流，“上海图书馆所藏11700种家谱……，其中木活字本多达9314种，占所藏家谱总数近80%”，“浙江家谱中，谱籍地为金华地区的存世家谱有3465种……，其中木活字本有3163种之多，占总数的91%”，但活字印刷存在着字体大小不一、排列不整齐、着墨不均匀的劣势；铅印使用的铅字是浇铸而成，印出来的字体大小统一、排列规整、字迹清晰，有效克服了上述弊端，而且可以回炉重铸，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又能防止偷印、滥印，如《新州叶氏家乘》里讲到：“今则以铅字聚珍版印刷，……，每页印成随即拆毁，亦可免滥印偷漏之弊”，因此备受修谱者青睐，在商业发达的江浙沪、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较早地流行起来。

（民国十五年陈氏家谱）

（二）石印技术。早先的石印术是人工直接在石版上绘画和书写，利用油水相斥的原理，实现图文的复制，称为“手写石印”，这种方式省去了传统家谱印刷时刻字、拣字、排版、绘稿、刻图等繁琐程序，操作简便，节约了人工成本。除了单色石印外，还有按彩色原稿设色、分版，最后套版印刷成彩色图画的彩色石印，贺圣鼐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中称：“其印刷图画，色彩能分明暗，深淡各如其度，殆与实物仿佛”。再有就是采用照相晒版的方式实现图文内容复制的“照相石印”，也分单色和彩色，这种方式获得的图像可以保留原始的笔迹和图案，提高图文印刷的逼真度，是石版印刷工艺中最先进的一种。不过考虑到家谱本身的印刷数量不会很多，彩色印刷成本更高，我们见到更多的是单色石印本家谱，最为典型的彩色石印本要属民国二十六年香港石印商人赵锡年花费12年时间编印的《赵氏族谱》，收录赵氏先皇及皇后彩像34幅，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真像3幅，人物栩栩如生，服饰雍容华贵，令人叹为观止，如今这些彩像仍悬挂于祠堂，受人敬仰，美国史学家贾志扬（John W .Chaffee）评价此谱：“最好的家族谱，比如成书于20世纪初的广东赵锡年的《赵氏族谱》和清初泉州的《南外天源赵氏族谱》，内容丰富而详实，细节描述合乎情理……”。

（民国二十六年赵氏族谱）

（同上）

（三）珂罗版技术。珂罗版印刷以玻璃板为版基，故又称“玻璃版”，主要由照相、修版、晒版、印刷四道工序组成，它最大的优势是印刷无网点，颜色和层次丰富，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原稿神韵，甚至达到“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因此一般用于珍贵图片、绘画、书法、碑拓、照片的复制，但由于其技艺复杂、耐印力低，抬高了印刷成本。所以，通常只有经济实力雄厚的家族才会在家谱中载有珂罗版的相片、坟图、祠堂图、居址图、书画作品等，如港英政府时代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周永泰家族”编修的《石龙周氏家谱》；著名实业家、美妆品牌“蝴蝶牌”开创者陈栩编修的《陈氏家谱》；近现代政治家、实业家、建筑史学家、工艺美术家朱启钤历经30余年编修的《紫江朱氏家乘》，则用套色珂罗版的形式将先祖肖像、书画作品、珍贵拓片等尽收其中，蔚为大观。孙楷第先生在《燕京学报》介绍该家谱时称，“此谱合书、传、图、绘为一编，展卷而先人之手泽宛然，音容如在，施之家谱，意最善也。至印刷之工，尤为觐见”，由于受到时人的欢迎，还在1936年、1943年两度重印。著名家谱收藏家励双杰感言“我过眼、经手、编目的家谱近十万册，几乎相当于公藏家谱原件最多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的总和，不谦虚地说，还算是看过一些家谱精品的，但把家谱编修印制得如此精致的，确不多见”，其在著作《中国家谱藏谈》中，亦盛赞该谱是“印制最精美的传世旧家谱之一”。

（民国十五年石龙周氏家谱）

（民国二十四年紫江朱氏家乘）

（同上）

三种新型印刷技术中，铅印有字无图，石印可图文兼顾，珂罗版的高质量图像通常作为插图出现在铅印本、石印本里，如民国八年上海天主教信徒沈锦标的《吴兴沈氏奉教宗谱》铅印本，刊载100余张珂罗版家族照片，内含个人独照、家庭合影、族人集体照等人物影像及西式建筑、内部场所等相关实景照片，占全部内容的七成，被收藏家谭金土称为“开创了用照片编辑宗谱的先例”。在自身互补的同时，这些西方新技术还与中国传统印刷技术相互交融，如在一些木活字本和刻本里，也能看到石印、珂罗版或其他印刷技术的身影，使近代家谱呈现多元化的争奇斗艳之势，在文化的长河中闪烁着耀眼光芒。

（民国八年吴兴沈氏奉教宗谱）

（同上）

由此可见，近代技术的叠新给家谱的容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那些精美的绘画、精妙的书法为家谱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那些真切的肖像、温馨的合照，为家族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还有其他各种插图，从侧面弥补了文字表意晦涩的不足，让观者阅读时不仅获取了全面的家族信息，更感受到家谱里满满的艺术气息。不过，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文化习俗的区别、经济实力的不同，注定不可能所有家谱的装帧设计都是如此考究，具体体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在平民百姓与名门世家之间，普通家族既没有富余的财力聘请灵巧的工匠，也没有显赫的人物可以解囊相助，只能寻找技艺一般的谱匠，所刻图案工匠味道浓厚，略显呆板，表现力不足，如坟图大多为“花卷式”、容像复制粘贴……；世家大族则族群壮大，可以通过众筹募捐或者富商乡绅的资助，以聘用资历深厚的大谱师镌刻，还可借助庞大的家族关系网，特邀当地有识之士、政府官员甚至是国内的社会知名人物、政府高官、书法名家挥毫泼墨，题词作序，为家族留下光辉的一页，如江西赣州的《萧心传堂初次联修族谱》，蒋介石题签，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孙科、陈立夫等十余名军政界、书法界的名人题序题词；二是在南北方之间，地域差异表现得也十分明显，总的来说，北方家谱插图不多，且画风简略，以至于北方很多家族出现了家谱的一种特殊形式——“挂谱”，又称“家堂图”、“祖宗轴”、“祖影”等，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家乡高密，称呼为“家堂轴子”，他的短篇小说《挂像》里是这样描述的：“家堂轴子，其实就是一张很大的扑灰画。画的下半部分，画着一座深宅大院，大院的门口，聚集着一群身穿蟒袍、头戴纱帽的人，还有几个孩子，在这些人前燃放鞭炮。画的上部，起了竖格，竖格里可以填写逝去亲人的名讳。一般上溯到五代为止”，很大程度上讲清了挂谱的样貌。实际上，挂谱分为纸质和布料两种，卷轴制。最常见的样式是顶端绘制一对夫妻祖像，有的直接省略；中间为方格或者牌位格，书写名讳、世代，也有的是绘上祖像，像上写明亲属信息，多的可达数百位人像，密密麻麻，面容相似且缺乏个性特征，无法辨认；底部有祠堂正面图及各式各样的人物，营造出热闹喜庆的氛围。反观南方家谱，单本越修越厚、册数越修越多，“大部头”家谱屡见不鲜，百余册的家谱也不足为怪，祖像、墓图、祠堂图、居址图等作为专篇单独成册，梅兰竹菊、龙凤等吉祥图案在书衣、扉页、谱诏、诰敕等处多见，有的还会在版心、版框等地方予以装饰，而且清代全国刻书的核心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滋养出不少闻名遐迩的刻书世家，如湖北黄冈的陶氏家族、安徽歙县的黄氏家族，皆以刻书精善著称，刊刻的家谱自然工艺上乘，具有恒久的魅力。

（民国十五年西水钟氏续修族谱）

（民国十五年蓬溪薛氏族谱）

近代家谱的编纂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在新思想新思潮的冲击下，深刻影响着家谱的容貌，呈新旧交织的态势，这种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然产物，但家谱作为宗族社会的产物，仍旧肩负着“尊祖、敬宗、收族”的使命，是家族血缘关系的精神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