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坚在接受袁术命令攻打刘表时,不幸被刘表手下黄祖杀害。当时,孙策年仅十七岁,孙权更是只有十岁。父亲的突然去世,对两个年幼的兄弟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作为长兄的孙策挺身而出,凭借自己的隐忍和努力,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力量。在与袁术决裂后,他最终在江东打下了属于孙家的基业。可以说,如果没有孙策,孙家早已崩溃,根本不可能在江东站稳脚跟。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了孙家,二十五岁的孙策在丹阳山遭遇刺杀。关于刺杀的幕后黑手,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但孙家刚刚起步的事业,再次面临严峻考验。在临终前,孙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大权交给了弟弟孙权。
值得注意的是,孙策当时有一个儿子,按理说,应该把大权交给自己的儿子才对。但是,孙策最终却选择了孙权,原因在于,孙策明白,只有这样做,才能保住孙家的基业,也能保住自己儿子的性命。尽管孙策有儿子,但他年纪太小,缺乏足够的根基和话语权。历史上有句话叫国赖长君,意思是即便君主年幼,只要国家稳固,政权依旧可以维持下去。然而,孙家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固的政权。一方面,孙策虽然在江东迅速发展,但当地的势力依然强大,有足够的能力挑战孙家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孙家内部也充满了问题。孙策即将去世的消息传开后,一些心怀异志的人纷纷浮出水面。例如,周瑜在奔丧时带兵前来,显然是想震慑那些有可能动心思的人。 与此同时,孙家的外部压力也不容忽视,总体而言,孙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在这种情况下,若把权力交给年幼的儿子,恐怕会引来灭顶之灾。历史上有许多因国君年少而导致政权更替的例子,孙策自然不愿重蹈覆辙。因此,选择孙权,不仅是为了维护家业的延续,也是出于对安全的深刻考量。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孙家,也不过是一个军阀集团。军阀集团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生存,因此,选择年长一些、具有一定能力的孙权,才是最合适的选择。 除了选择孙权,孙策还留下了应急预案。如果孙权无法担起大任,那么辅政大臣张昭可以接手,并带领孙家返回故乡保全性命。这一决定,与刘备临终时的安排类似,都是为了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出这一决定后,孙策去世,东吴进入了孙权的时代。尽管期间经历了赤壁之战等重大考验,孙权最终还是将东吴发展壮大,并在公元229年称帝,建立了孙吴王朝。 然而,孙权登基后做了一件让人费解的事。他将父亲孙坚追封为武烈皇帝,庙号始祖,但却将哥哥孙策追封为长沙桓王。按理来说,孙权应该将哥哥孙策追封为皇帝,毕竟没有孙策,东吴政权根本不会存在。对于这一行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给出了批评,认为孙权这样做在道义上站不住脚。不仅如此,孙权对孙策唯一的儿子孙绍的态度也不太友好。登基后,孙权并没有立孙绍为太子,而是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孙绍仅被封为吴侯,这种待遇明显低于孙策的地位。这背后有何原因呢?实际上,孙权并非简单的疏忽,而是有其深层次的政治考虑。 首先,若将孙策追封为皇帝,那么孙策的儿子孙绍就可能成为继承人。孙绍已经三十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这对于孙权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毕竟,孙绍是孙策的儿子,在东吴的许多人看来,孙绍理应继承父亲的事业。如果追封孙策为皇帝,那么孙绍的继承权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而孙权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因为孙绍有可能产生继承的野心,甚至挑起父子间的斗争。因此,孙权果断决定不追封孙策为皇帝。 这种考虑并非孤立无援。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例如,西汉末年,光武帝刘秀的哥哥刘縯在打下赫赫战功后惨遭杀害,刘秀接手了哥哥的兵力,继而逐渐建立了大汉王朝。然而,刘秀登基后,对哥哥的功勋并未给予完全的承认,仅追封刘縯为齐武公,而非皇帝。刘秀之所以这么做,同样是考虑到未来的继承问题,以避免哥哥的儿子对皇位产生威胁。 而在司马家族的例子中,司马懿奠定了基础,但司马师和司马昭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司马炎继位后,除了追封祖父司马懿为皇帝,还追封了司马师为皇帝,因为司马师没有儿子。这种做法与孙权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司马师没有后代,因此不再存在继承问题。 回到孙权身上,他的决策不仅出于政治考虑,还有更深的自我意识。在他登基时,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那时,许多曾经跟随孙策打天下的老臣已经去世,新的功臣则大多站在了孙权一方。如果追封孙策为皇帝,不仅会让孙策的功勋被过分强调,还可能引发新老功臣之间的不满。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孙权自然选择无视孙策,尽量避免给自己带来任何麻烦。 最后,孙权之所以不追封哥哥孙策为皇帝,和他本身的性格也有关系。孙权素来有性多嫌忌的名声,不仅对亲儿子冷酷无情,对大侄子孙绍也极为警惕。孙权的冷酷无情,表现在对待大侄子孙绍时,甚至不给他继承长沙桓王的爵位,这种冷漠不禁让人怀疑,孙权是否对亲情本能地冷淡。 综上所述,孙权在登基后只追封父亲孙坚为皇帝,而对哥哥孙策的贡献视而不见,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他不想让继承权问题带来麻烦;第二,他考虑到政治上的稳定和功臣们的情绪;第三,他本性凉薄,不愿承认哥哥孙策的功勋。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使孙权作出这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