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0年6月4日,位于北周都城长安的隋国公杨坚的家里,突然来了几名不速之客,他们都是周静帝身边的宠臣,以御正下大夫刘昉和内史上大夫郑译为首。
看到这几个人来头不小,仆人赶快跑进屋里通知隋国公杨坚。
此时的杨坚患有严重的足疾,听仆人汇报说两位大人光临,他连忙起身走到门口迎接,将客人请到屋内。
刚一走进屋里,刘昉和郑译马上吩咐其他人出去,直接开门见山地对杨坚说:“太上皇宇文赟刚才召见了我和御正中大夫颜之仪,想对我们两人托付后事,可是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看来,太上皇距离驾崩已经不远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你进宫主持大局。”
听完这番话,杨坚顿时惊呆了。刘昉和郑译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在鼓动他发动政变,夺取自己“外孙”周静帝的北周政权。
北周政权处于中国古代局势最为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大小小的王朝政权多得数不过来,而且政权极其不稳定,几乎是一年一小政变,三年一大政变。
每次发动政变的时候,一些王公大臣早上外出,晚上都不一定能活着回家。
因此,在当时环境的影响之下,朝堂上的官员人人自危,都在为自己寻找一条后路。
杨坚作为东汉汉安帝时期的太尉杨震的子孙,凭借父亲杨忠的战功,以及自身的不凡能力,在北周王朝的仕途步步高升。
早在周武帝宇文邕(yong)当皇帝的时候,有位大臣就提醒他说:“从杨坚的面相上看,有一种造反的迹象”。
周武帝将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反复思考,究竟要不要杀掉杨坚。最终,他还是做出一个决定,不杀,但也不委以重任。
然而,就是由于周武帝的这个决定,导致北周王朝覆灭在了杨坚的手中。
关于杨坚早年的经历,唐代史学家魏征主持编撰的《隋书·高祖纪上》中,这样记载:
“ (隋)高祖甚惧,深自晦匿。”
也就是说,杨坚十分善于隐藏自己的欲望,只是用一双敏感的双眼来洞察外面的形势,这就让他养成了一种成熟稳重,且猜忌多疑的性格。
宣政元年(公元578年)五月,周武帝亲自率领五路大军讨伐突厥,在途中突然染上重病,只能返回都城长安。然而,就在大军走到洛阳的时候,周武帝病情恶化,暴毙而死。(还有一种说法是,大军刚回到长安,当天夜里周武帝暴毙。)
剧中的周武帝宇文邕
周武帝死后,太子宇文赟继承皇位,史称周宣帝。
刚一即位,周宣帝就册封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皇后,杨坚就成为了国丈,晋封为隋国公,兼任上柱国和大司马的职务。
然而,随着周宣帝的继位,大臣们的生活变得更加难过了,危险正在一步步临近。
周宣帝是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暴君,周武帝刚刚暴毙,他还在埋怨说:“死的太晚了”。
除此之外,周宣帝整日沉迷于酒色之中,他把父亲的所有妃嫔全部召集在一起,挑选自己看上的嫔妃,纳入自己的后宫。在大兴土木、滥施刑罚的同时,他还派人监视每一位朝廷大臣的一举一动,杀害皇叔齐王宇文宪,导致北周的国力日益衰落。
更加让大臣感到害怕的是,周宣帝不仅荒淫无度,还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凡是他看着不顺眼的大臣,就派人拉出去殴打,据说“廷杖制度”就是他发明的。
眼看周宣帝的行为越来越可怕,杨坚认为,必须要找一个避祸的方法,否则早晚有一天会殃及自己。
有一次,杨坚找到时任内史上大夫郑译,悄悄对他说:“我想去外地藩镇任职,你现在是皇上的心腹,拜托你帮忙留意一下机会。”
杨坚和郑译从小就是国子监的同学,关系比较密切,他之所以向郑译求助,是因为他想要远离长安这个是非之地,以求保全自身。
没过多久,北周与南陈之间的战事紧张,周宣帝准备让郑译挂帅出征。
郑译一看机会来了,连忙对周宣帝说:“我的能力有限,请皇上另外挑选一位元帅,我们一同率军前往。”
周宣帝问:“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
郑译回答说:“想要平定江东,必须选派一位皇亲国戚才能镇抚前方,皇上可以让隋国公前往,让他担任扬州总管,以监督前线的战事。”
周宣帝觉得有道理,于是下诏任命隋国公杨坚为扬州总管,与郑译一起领兵出征寿阳,讨伐南陈政权。
得到这个消息,杨坚非常兴奋,马上开始收拾装备。
不巧的是,就在大军即将南下的时候,杨坚的足疾犯了,不得不放弃这次远离长安的机会,继续留在家里养病。
虽然杨坚身为国丈,以及周宣帝的老丈人,但在周宣帝的淫威之下生活,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终于等来了一次可以逃离长安的机会,却因自己的足疾复发而彻底破灭。
公元579年,由于周宣帝不想管理朝政,只顾吃喝玩乐,他将皇位传给自己年仅七岁的长子宇文阐,史称周静帝,但周宣帝依然掌控着朝政大权。
由于朝政大权依然在周宣帝手里握着,杨坚担心自己的安危,时刻想着逃离长安。
公元580年6月4日,就在杨坚想其它办法离开长安的时候,恰好周静帝的两名亲信刘昉和郑译找上门来,让他领头发动宫廷政变,从年幼的周静帝手里夺取政权。
这件事情来的太突然了,完全出乎了杨坚的预料,让他有些难以抉择。
杨坚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随后对刘昉和郑译说:“这件事情还是算了吧!”
这时,刘昉有些着急了,说了一句话,一下子改变了杨坚的想法。在《隋书》中记载了这句话的原话:
“(刘)昉曰: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
也就是说,发动宫廷政变这件事情,你(杨坚)若是想干,就应当立刻去做;你若是不想干,我(刘昉)就自己去做。
隋文帝
听完刘昉的这番话,突然激发了杨坚长期深埋在内心的欲望,他不愿一辈子生活在恐惧之中,更不愿意一辈子寄于别人之下。
于是,杨坚果断答应了,决定领头发动宫廷政变。
随后,杨坚以“侍疾”的名义进入皇宫,与准备参与宫廷政变的御正下大夫刘昉、内史上大夫郑译、上柱国杨惠、小宫尹上士皇甫绩、御饰大夫柳裘等人会面。
然而,在这些大臣当中,没有一个人掌控军队,他们的政变计划是,等到周宣帝驾崩之后,假传诏书,由杨坚来统领北周的军队。
此时的杨坚内心又开始动摇了,他认为,这种宫廷政变太过于儿戏了,会遇到许多阻力,成功的概率不大。
看到杨坚的犹豫态度,御饰大夫柳裘劝说道:“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没有把握住,反而会遭到祸害。”
与此同时,杨坚的妻子独孤伽罗也派人送来口信,鼓励丈夫要将宫廷政变进行到底。独孤伽罗是这样说的:
“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在独孤伽罗的支持和鼓励下,杨坚更加坚定了发动宫廷政变的决心。于是,刘昉和郑译马上草拟一份周宣帝的“遗诏”,宣称由杨坚接管朝政和军队。
对于这种行为,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当然心知肚明,拒绝在“遗诏”上签字,刘昉则直接代替他签了字。
公元580年6月22日,年仅21岁的周宣帝由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从而结束了自己罪恶和荒唐的一生。虽然周静帝的生母是天大皇后朱满月,但天元皇后杨丽华才是正牌皇后,因此周静帝尊朱满月为帝太后,尊杨丽华为皇太后。
这样一来,杨丽华就成为了周静帝名义上的母亲,杨坚就成为了周静帝的“外公”,而年幼的周静帝平时称呼杨坚时,也是一口一个外公叫着。
周宣帝刚一病逝,刘昉和郑译马上宣读了那份提前草拟好的“遗诏”,由隋国公杨坚主持朝政,以及掌管北周的军队。
由于不满刘昉和郑译等人的行为,颜之仪联合一些宦官,企图拥护北周宗室的大将军宇文仲进宫辅政。
眼看胜利的果实要被颜之仪等人抢走,刘昉、郑译、杨惠、皇甫绩和柳裘等人冲进皇宫。见此情景,宇文仲打起了退堂鼓,在跑出宫的时候,杨坚带兵将他逮捕入狱。
此时的文武百官不敢站出来反对,只能静观其变。
杨坚临时把东宫作为政变的大本营,他命令司武上士卢贲带领士兵,邀请大臣们前来东宫议事。迫于士兵的威胁,大臣们一个也不敢反抗,只好跟随卢贲来到东宫,纷纷默认了由杨坚执掌政权。
直到这个时候,杨坚和刘昉、郑译发动的这场宫廷政变,才算取得了初步性的胜利。
纵观历史上的宫廷政变,都是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等待时机成熟之后才实施的。
而杨坚、刘昉和郑译发动的这一场宫廷政变,完全就是临时决定的,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其中存在很大的运气成分。
一些大臣并不是真心拥立杨坚,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才被迫屈服于杨坚。还有一些大臣在周宣帝的统治之下,丝毫没有安全感,换一位统治者或许是个好事。
根据《隋书·元谐传》当中的记载,杨坚刚刚掌握大权的时候,从小一起在国子监读书的同学元谐对他说:
“公无党援,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
元谐的意思是说,若是没有强大的政治派系,以及自己的嫡系军队,就像是一面洪水之中的一堵土墙,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垮台。
对于当前的形势,杨坚看得非常透彻,北周宗室分封在地方的藩王均表达出了强烈反对,还有一些藩镇纷纷举兵讨伐。
为此,杨坚首先引诱地方上的北周宗室藩王来到长安,趁机解除他们的实权。接着,派出军队剿灭中原、四川等地起兵讨伐的藩镇势力。最后拉拢那些静观其变的中间派大臣,对他们封官加爵,才终于稳定了局势。
隋文帝
直到一年之后的公元581年,年仅八岁的周静帝禅位于“外公”杨坚,北周王朝正式灭亡。
随后,杨坚建立隋朝,定都大兴城(如今的陕西西安),史称隋文帝,三个月之后派人将周静帝杀害。
对于隋文帝来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一年前还担心被周宣帝迫害,一年后就成为了高高在上的真龙天子,简直就像在做梦一样。
自古以来,似乎每一位皇帝身上都存在一个通病,那就是“猜忌、敏感、多疑”,而隋文帝则是这个通病当中的重度患者。
在《隋书·高祖纪上》中,是这样评价隋文帝的:
“天性沉猜,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
有一次,隋文帝在与大司徒王谊谈话时,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原来和你们同朝为官,身份地位相等,现在变成了君臣关系,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应该觉得很羞耻。”
而对于当初发动政变的刘昉、郑译、杨惠、皇甫绩和柳裘等人,隋文帝认为,他们既然能够背叛周宣帝,日后必然也会背叛自己,于是就慢慢疏远他们。
几年之后,那些发动政变的有功之臣,隋文帝或者将他们以“谋反罪”杀掉,或者将他们贬到偏远地区为官,或者将他们革去官职。
不仅如此,隋文帝对每一位大臣都有所猜忌,派出亲信监视他们,一旦发现哪位大臣有重大过失,就立即处斩。为了试探大臣的人品,隋文帝还暗中派人用钱引诱他们犯罪,所以《隋书》中说他“猜忌刻薄”,一点也不过分。
总体来说,隋文帝的性格养成,与他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而他的夺权之路,同时也给他埋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心病。
剧中的周静帝
在从“外孙”手里篡夺北周江山的过程中,隋文帝总结出了一个经验教训,那就是北周的宗室力量过于薄弱,关键时刻没有人站出来保卫皇权,眼睁睁看着皇权落入外姓人之手,却无能为力。
所以,隋文帝认为,拥有血缘关系的宗室是最靠得住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因此,隋文帝刚一登基称帝的时候,就大力分封杨氏的宗亲为各地的藩王,还赋予关系比较亲近的儿子或侄子实际权力,让他们坐镇一方,时刻捍卫着杨氏的江山。
其中,隋文帝重点培养的对象就是嫡长子杨勇。
杨勇是隋文帝和皇后独孤伽罗生的第一个儿子,隋文帝登基三天以后,就册封杨勇为太子。凡是国家的军政大权,都让太子杨勇参与决策,有一些普通的政务,甚至直接让他自行处理。
由此可见,杨勇刚一当上太子,隋文帝就授予他实权,培养他成为下一任皇位继承人。
接下来,隋文帝又册封另外四个儿子为王,他们全部都是皇后独孤伽罗所生,分别是:
分封完毕之后,隋文帝并没有让几个儿子闲着,而是为他们分别配属辅佐大臣,前往各地的领地。
由于此时的汉王杨谅只有六岁,还不能独挡一面,隋文帝就没有让他离开长安,继续留在皇后独孤伽罗身边。
公元597年,此时的汉王杨谅已经23岁,隋文帝对他非常器重,任命他为并州(如今的山西太原)总管。不仅亲自护送他前往并州赴任,还授予他自行行事的特殊权力。当时的并州范围很大,管辖着52个州县,西起华山、北至燕门关、东至渤海、南达黄河。
隋文帝的想法是,授予几个儿子军政大权,他们以后就会齐心协力,共同保护自己的皇位,以及保护杨家的大隋江山。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给隋文帝浇了一盆冷水。
剧中的杨勇
隋文帝与皇后独孤伽罗的感情非常好,他们一共有五个儿子,而且都是在称帝之前生的。隋朝建立之后,他就立下誓言说:“绝对不会和其他嫔妃生儿子”。
事实确实如此,虽然隋文帝的后宫里还有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弘政夫人陈氏和宫人尉迟氏,但并没有和她们生育儿子。
隋文帝天真的以为,五个儿子都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之前的王朝内部之间的兄弟相争,一定不会在自己家里重演。
从一开始,隋文帝就确立长子杨勇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对他加以重点培养。
太子是王朝的基础,一个朝代如果没有太子,皇帝和大臣的心里就没有底。选定了太子人选,还可以断了其他人的歪思邪念,从而稳定朝堂的局势。
无论是从当时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还是从品德言行上,杨勇都具备了成为一个太子的基本素质。
除此以外,杨勇当上太子以后,平易近人,性格宽厚,言行温和,丝毫没有太子的架子。而且,他还生性好学,能够写出一手好词,因而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学士在身边辅佐。
自从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勇被立为太子开始,一直到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左右,他的太子之位都非常稳固。在这十年的时间里面,太子杨勇和父皇隋文帝、母后独孤伽罗的关系相处得都非常融洽,没有产生什么矛盾。
与此同时,太子杨勇还获得了一大批朝臣的支持,不乏许多朝堂上的重量级人物,其中就有当时担任尚书左仆射的宰相高颎(jiong),也是太子杨勇的最大支持者。
高颎不仅满腹才华,还跟隋文帝的关系非常密切。
隋文帝刚刚掌握政权的时候,就让高颎来协助自己,高颎说了一句话:
“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义不辞灭族。”
这是这句话,让隋文帝感动的一塌糊涂,让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当时,隋文帝的皇位还不稳固,前途充满了凶险,而高颎却愿意全力支持,甚至做好了灭族的准备。
在当宰相的二十年时间里,高颎的门生故旧几乎遍布整个朝野,甚至还与太子杨勇结为了儿女亲家,他的儿子高表仁迎娶了杨勇的女儿。
正是因为有高颎的大力支持,杨勇的太子之位才能不可撼动。
然而,太子杨勇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做法,还是让隋文帝感到不满。
隋文帝是隋朝的开国君王,他深知“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的道理,于是提倡勤俭节约。
但是,太子杨勇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杨勇从小就生活在锦衣玉食当中,没有经历过贫穷的日子,当他的价值观开始定型时,就已经被立为太子了,所有吃的、穿的、用的,均是皇宫里面最好的,慢慢让他养成了纷华靡丽的生活。
由于杨勇没有经历过粗茶淡饭的生活,即使隋文帝逼着他勤俭节约,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下手。
有一天,隋文帝单独召见太子杨勇,告诉他“忆苦思甜”的生活道理,还给他讲了许多物力维艰、勤俭持家之类的话。
通过隋文帝的一番教导,太子杨勇听进去了一些,要求东宫的所有人一律节俭生活。
尽管太子杨勇在生活方面有所改变,但在隋文帝的眼里看来,依然十分奢侈。
仅仅因为这一点,还不足以撼动杨勇的太子之位,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他的生母独孤伽罗皇后。
独孤伽罗皇后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隋文帝非常宠爱她,对她的建议几乎是言听计从,在宫里与隋文帝合称“二圣”。
然而,独孤伽罗皇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忌妒心非常强!
有一次,隋文帝在仁寿宫里看上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宫女,是尉迟迥的孙女尉迟氏。由于在“尉迟迥之乱”中受到牵连,尉迟氏被罚在宫中为奴。
当独孤伽罗皇后知道了这件事情,非常愤怒,直接派人将尉迟氏活活打死。
正是因为这件事情,隋文帝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又拿独孤伽罗皇后没有任何办法,他就骑上一匹快马,跑出皇宫,挑选一条小路准备“离家出走”。
剧中的独孤伽罗
看到这种情况,尚书左仆射高颎和尚书右仆射杨素等人立即骑马追赶,苦苦劝谏隋文帝返回皇宫。
隋文帝感慨地说:“皇后管得太严了,我虽然贵为天子,可是竟然没有一点自由。”
不仅如此,独孤伽罗皇后的忌妒之心,还体现在朝堂之上。凡是有哪一位王爷或大臣的小妾怀孕生子,她都会劝说隋文帝降他们的职。
巧合的是,独孤伽罗皇后的长子杨勇,就是一个拥有三妻四妾的人。杨勇不喜欢身出名门的太子妃元氏,反而特别宠爱小妾云昭训。
杨勇和云昭训
太子杨勇对云昭训的感情,完全超过了太子妃元氏,还与云昭训生下了长宁王杨俨、平原王杨裕和安城王杨筠。在独孤伽罗皇后的眼里看来,自己的长孙竟然是一个小妾所生,她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就开始讨厌太子杨勇。
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由于太子妃元氏常年得不到太子杨勇的宠爱,患上疾病而死。
独孤伽罗皇后认为,太子妃元氏的病逝太突然了,其中一定有阴谋,就将太子杨勇臭骂了一顿。
太子妃病死以后,东宫就由杨勇的小妾云昭训管理,更加激怒了孤独伽罗皇后。独孤伽罗皇后甚至认为,是她们两个人合谋害死太子妃元氏的。
从此以后,独孤伽罗皇后就派人时刻监视着太子杨勇,专门寻找杨勇的过错。
独孤伽罗皇后
一般来说,既然独孤伽罗皇后已经对太子杨勇有了很大意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自然就会发现他的很多错误。
时间一长,独孤伽罗皇后逐渐发现,太子杨勇的过错实在打盹了,而且越来越过分。于是,她就在隋文帝身边煽风点火,劝说隋文帝废掉太子杨勇,改立太子。
虽然隋文帝平时都对独孤伽罗皇后的话言听计从,但改立太子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他也不敢轻易做出决断。
然而,在独孤伽罗皇后的教唆之下,太子杨勇在隋文帝的心里,已经开始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
其实,过早预立太子的做法,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
纵观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人,他们往往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立为太子,每天都在太子的光环之下生活,很早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孩子应该拥有的童年。
除此之外,杨勇身为太子,身边聚集了一群善于阿谀奉承的人,这对他的成长和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的册立皇太子制度,虽然明确了皇位的继承顺序,但是,也把太子的第一继承人选推到了政治斗争的前台。
自古以来,争夺储位的斗争屡屡皆是,而太子就会成为各派势力打压的焦点,想要顺利继承皇位绝非易事。
因此,既然隋文帝选择立杨勇为太子,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嫡长子,另一方面是他确实有过人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太子杨勇身上的任何缺点,都会被无线的放大。再加上独孤伽罗皇后已经盯上了太子杨勇,他的太子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