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拓印的埃及石碑拓片

编者按：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历程中，知识分子常以传统形式对西学资源进行涵纳或转写，而晚清士人对埃及金石的题咏正是这一现象的有趣表征之一。潘静如文聚焦晚清民国中国士人对古埃及金石的鉴藏与题咏活动，系统考察了这一跨文化现象的学术脉络与时代意涵。文章首先梳理了古埃及金石输入中国的历史轨迹，叙述了潘祖荫、端方为中心的金石鉴藏圈的形成，并将埃及金石题咏置入清代金石诗的脉络中加以观照。另一方面，这一文化现象体现出有清士人在面对异质文明时的学术追求与现实关怀。其中，“埃及女王像”题咏便颇具征候性地揭示了诗人在传统“宫词”与林译小说的接受视域下，想象出埃及女王糅合中西的艳异形象，反映了全球知识流动与文学接受的复杂性。就此意义而言，清代埃及题咏便不仅仅是单纯的文物玩赏，更是两个东方文明在西方扩张背景下相遇与相怜的见证，因此可视为嵌入全球殖民史与近代学术史的重要文学实践。本文初刊《文学遗产》2025年第1期。转载自公众号论文衡史。

潘静如：论晚清民国的古埃及金石题咏

摘要：晚清民国的古埃及金石题咏是清代金石诗传统的延续，又别具时代特点，在西方扩张的背景下书写了两个“东方”世界的相遇。以“埃及学”的兴盛为契机，以驻外使节接触、输入古埃及石刻为起点，中国先后形成以潘祖荫、端方为中心的鉴藏圈。一时文士，多有题咏。他们笔下的埃及女王形象，既展现了自己的文化想象，又深受林译小说里西方“尤物”形象、帝国趣味的影响。“埃及古文”与中国古文字的“象形”因缘，促使他们将两个“东方”古国的历史、现实联系起来，书写同病相怜之感。这些题咏反映了19、20世纪之交全球的知识流动、文学接受、文化传播与殖民史，提醒我们注意精英士大夫“旧文学”所具有的现代性维度与全球史脉络。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叙》认为清诗“卓绝”表现在诗教之盛、诗道之尊、诗事之详、诗境之新四个方面。所谓“诗道之尊”主要指出入经史考据的金石诗：“钟彝奇字，敷以长言；碑碣荒文，发为韵语。肴核《坟》《典》，粉泽《苍》《凡》，并足证经，亦资补史。”[1]这类金石题咏的参与之众、篇什之富、门类之多，是清诗史上的突出现象。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散见于别集、杂志的古埃及金石题咏，更罕问津[2]。追溯起来，19世纪末出使欧美的清廷官员赶上了“埃及学”热潮，他们大都有金石学家的素养或趣味，本能地成为埃及金石的记录、品鉴与输入者。以他们为起点，中国先后形成了以潘祖荫、端方为中心的埃及金石鉴藏圈。很快，这辐射到了全国文化界，不少著名的文人学者都有题咏之作。这些题咏既与清代金石诗一脉相承，以“学问”缘饰“性情”，又在大变局下别具时代关怀。它们构成了近代文学史的一页，与当时的殖民史、学术史、文化史密切相关。

一、埃及金石的输入、传播与题咏概述

古人很早就听说过埃及，特别是闻名世界的金字塔，明末艾儒略《职方外纪》以至魏源《海国图志》都提到过。同治以降，出使、游历西方的士人渐多，记载才极真切，像斌春《乘槎笔记》、张德彝《航海述奇》、王韬《漫游随录》等著名游记都是典型[3]。

光绪以后，郭嵩焘、张荫桓等人驻节欧美，见识到西方“埃及学”热潮，不但时时加以论述，还想方设法将古埃及石刻输入国内。郭嵩焘出使英国途经埃及的时候，就购得“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4]方尖碑图，摹写了文字图录。张荫桓出使美国时，留心古埃及石刻之外，还拟棰拓波斯、墨西哥、土耳其等国文字[5]。这些使臣无疑开风气之先。提及收藏埃及金石的中国士人，过去一般都会提到端方[6]。端方致力最久、购藏最多，却并非最早。罗振玉回忆，光绪初郭嵩焘出使英国后，潘祖荫听说“埃及文化最古，其金石刻辞，有在三千年以前者”之后，“函驻英使馆，为之购求。顾以西律禁止古物输出，仅得以石膏抚[橅]拟埃及古碑一，致之京师”[7]。这个记忆可能有偏差，有据可查的三块水泥复制品是张荫桓自华盛顿所寄。复制品之一即卡诺普斯法令碑，上刻古希腊文、古埃及圣书体、古埃及世俗体三体文字，今天国内的几家图书馆尚藏有此碑拓片[8]。

端方藏品比潘祖荫丰富得多，这主要得益于他出国考察宪政的便利。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陶斋所藏石刻》记录了从埃及等国运来的石刻等古物，其中86件是埃及金石原品[9]。这还不是端方藏品的完整著录。端方生前受博览会、博物馆的影响，曾拟自建陶氏博物馆将藏品公开展览[10]。辛亥年仓猝毙命后，此事中断，其藏品也逐渐散佚[11]。但端方作为埃及金石收藏家的形象久已定格，被誉为“所藏桓碑彝器，实集古今中外之大成”[12]。诗人常咏及他的埃及金石收藏之业：

尚书笼万有，嗜异甘饕餮。东搜扶桑制，西摹埃及碣。[13]

著录千通已等身，更从西海访贞珉。[14]

百缣密拓《沮渠碑》，埃及文求五千载。[15]

腊丁欧亚之间字，孔甲盘盂以上铭。[16]

近来搜采遍环瀛。埃及古刻多象形。[17]

王孙秘笈飘零尽，此纸犹传海外奇。[18]

吉金乐石知桑艾，文字佉卢有绪传。彝器溯回三代上，墨缘海国五千年。[19]

端公皇华使，游遍东西欧。开雒（埃及故都）得古刻，橐载副车后。[20]

这些诗歌出自陈三立、沈曾桐、李详、叶昌炽、陈衍、许承尧、祁景颐、王襄笔下，塑造了一个“嗜异”“搜采遍环瀛”的金石学家形象。尚秉和《辛壬春秋》云：“端方嗜古，收蓄古鼎彝碑版书画甲海内。西游欧州，拓埃及古王像，及文字，皆五千年古迹，分赠国人。性好客，开府江鄂，招延文士，诗酒流连无虚日，人以阮太傅毕尚书比之。”[21]所谓“分赠国人”“招延文士”正好涵盖了分赠、雅集这两种不同的金石社交形态。不仅“国人”，他还以埃及石拓分赠外国友人，如美国人福开森[22]、日本人犬养毅[23]。他的金石雅集也很有影响，所谓“广致文士，评校金石，宾从之盛，一时无两”[24]。后来他筹建陶氏博物馆时，也常招饮赵尔巽、赵尔萃、荣庆、陶葆廉、刘师培、赵世基、林治钧、郭则沄、郑孝胥等人，拟以“所藏金石、书画、古器捐设其中”[25]。

端方拓印的埃及石碑拓片

早先的潘祖荫也频有“招延文士”之举，门人谓其“酷嗜古籀，每得一古碑，必集门下士释之”[26]。1888年，黄国瑾、王颂蔚、李文田、盛昱、王懿荣、王仁堪、黄绍箕、冯煦、刘岳云、极昌炽被召集到潘府“观埃及古碑”[27]，黄绍箕、刘岳云还作了释文。这些人大都是金石学家。相形之下，十多年后参与端方雅集或获赠埃及石拓的士人，并不以金石学家为主。这表明，埃及古物输入的早期，金石学圈内人更有机会获睹。随着端方拓片流播到全国，一般士人也得以加入鉴藏、题咏之列。

探讨埃及金石题咏的由来与意蕴，需要将其还原到清代金石学的脉络里。乾嘉以后，金石学的“猎奇”风气浓厚。周鼎、汉碑当然仍是至宝，但古砖、瓦当、封泥、陶玺等用来“补金石之阙”的古物同样得到了金石学家的青睐[28]。金石的捜讨也延及“四裔”，呈自近至远、由内而外的态势。比如，翁方纲、阮元喜结交“载古刻而来”[29]的朝鲜文士，潘祖荫也喜欢向朝鲜使臣“询以彼土金石文字”[30]。端方的兴趣、视野更开阔，埃及古文石刻外，他甚至托人专门购买过“俄文书三部”[31]。埃及古刻被晚清士大夫青睐，正潜藏在这样的金石学理路中。清代金石诗有相似的历程或迹象。大致以乾嘉为界，金石诗数量开始激增，作为一种现象或类型，道咸间已引起诗人的注意及文献上的自觉，甘熙编《金石题咏汇编》“辑古今金石诗，得三千余首”[32]，可谓大观；与此相应，道咸时还出现了严观《湖北金石诗》、极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诗》等个人金石诗专集。诗人的题咏对象不限于名碑巨鼎，颇尚新奇，包括了砖、瓦这些过去的金石边缘门类；阮元得到八块汉、晋时期的古砖，不但以“八砖吟馆”作为自己的斋名，还以“八砖”课士分咏，极集刻行，显示了当时的风尚。1906年，俞樾从端方那里获赠埃及拓墨折扇，曾将《题埃及拓墨诗》抄寄孙诒让[33]，又在致陈豪的信中说：“端午桥以埃及古文极扇见赠，亦为赋一歌，此等题目，亦古人所无也。因乏写手，未及录耳，容后再奉。杭人亦必有得此扇者，未识曾见过否？”[34]平正坦诚中，不无夸示意。可见，埃及金石题咏的出现，深符清代金石学、金石诗的流变。

但埃及金石题咏又有其特殊性。实物或拓片上的古埃及文字、画像、纹饰，属于一种完全异质的文明。以内容论，它与《石鼓文》《天发神谶碑》或汉画像石不同，虽然极埃及文字曾被认为与汉字一样是“象形文字”。以地域论，朝鲜、日本处在汉文化圈内，这些国家境内的石刻虽然为晚清士大夫所宝重，却仍以汉字为主要载体，远在非洲的埃及，则并无这层关系。以时代论，埃及金石极为古老，但它引起士人兴趣，不单单在其古老，也在其所牵涉的“当代史”——列强的全球殖民。埃及金石题咏也因此处在清代金石诗的特殊坐标上。端方的仓猝毙命，使他手中可能具有的诗人题咏册页无从获睹，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我们只能从众多别集中加以勾稽。从现存文献来看，题咏对象多为拓片，仅有少数人是题咏实物，比如下文将提到的文廷式、汪荣宝、极昌炽、康有为。这是因为拓片相对易得，流通性也更强。题咏情境，则既有私人性的把玩，也有群体性的赏鉴，清末黄筱农寓所的雅集、民国汪曾武寓所的雅集属于后者。但不论哪种情况，诗人题咏的拓片大都来自端方，包括前文已提到的许承尧、祁景颐、王襄、俞樾，下文将要提到的易顺鼎、程颂万、夏孙桐、赵椿年、邵章、黄孝平、朱师辙、孙诒让、徐沅等。这些题咏者包括了近代著名甚至一流的诗人、学者或思想家，相关作品值得用心发掘。

二、想象古埃及：以女王像为中心

端方的埃及藏品很多，埃及古王王后像拓也许是流传最广的几种拓片之一。徐珂《清稗类钞》云：“端忠愍藏埃及碑数十石，多象形字，若禽鱼亭台云物之属，又有古王及后像。王像长躯巨目隆准，轩昂而沉鸷，后亦隆准，短小而权奇。”[35]况周颐《餐樱庑随笔》的记载几乎完全相同[36]，从时间上看，似是徐珂所本。埃及极王像与古王后像为端方出国考察宪政途中所得。《埃及五千年古刻》录为两纸，并无题名[37]。极方赠人时喜欢将它们合拓为一极。1906年，湖北道员黄筱农是众多受赠者之一。受赠后，他邀请宝子申、易顺鼎、程颂极、李祥霖来寓所赏玩。四位诗人作了两首七律联句：

镌珉远溯五千年，世外胚胎海外天。似笑武梁图冕玉，更疑安息铸金钱。古欢遗蜕偕翁媪，何物留形诧鬼仙。陶甓光阴惜驹白，游踪揽遍地球圆。

髑髅山骨影磨挨，丁斧何年破鬼胎。碧眼贾来天末馆，红毛王坐海边台。欧阳集古珍残缺，母庙搜文辨启开。怪雨盲风迷处所，画图谁似大痴才。[38]

与一般联句不同，这里每句诗的尾字都由他人临时指定，难度陡增。这两首诗，除了“镌珉极溯五千年”在年代上有强烈的古埃及特征之外，其余的多少有点浮泛。“碧眼贾”“红毛王”指向胡人，但何必是古埃及人？“鬼仙”“髑髅山骨”，即施之汉画像石，又有何不可？

但是换个角度，这样的批评可能大煞风景。这需要了解金石诗的阃奥。清代官、私书目著录金石著述时，往往站在学术立场上，嫌弃金石题咏无补考证[39]。站在诗的立场上，很多人又反感金石诗的学究气、考据味。洪亮吉论翁方纲有所谓“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40]，最能代表这种质疑：金石是考证或学问之事，诗是性情之事，二者界限分明。为此辩护的，不乏其人。孙星衍认为金石诗足以“抒写性灵”[41]。程恩泽认为学问、性情二者可以统一起来，竭力主张“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42]。极绍基的说法更为雄辩：“后之为是学者，谓可以补证经史，裨益六书，斤斤焉抱残守缺，字摩而句辨之，如经传注疏，学益密而道益苦者，去古日远，恐惝怳不得其实也……其于导人以慕古适性，果孰为愈耶？”[43]在极绍基看来，金石的经史遗文或与之相关的名物度数是古人的痕迹，并非第一义的。只有冥契于物外的生活、意趣、精神，才真正算得上几及古人。金石题咏之可贵，不在于它能涉入或替代考据，而在于它张扬了严谨、冰冷而繁琐的金石考订所缺失的东西。因此，在金石题咏中，考据、学问只是工具性的存在，诗人以此缘饰、体认、发抒或调适“性情”，无须斤斤于铢两悉称、本末毕具。比如，第一首第七句“陶甓光阴惜驹白”，用《晋书》陶侃运甓的典故，表示诗人们以赏鉴古物来消遣时光；第八句“游踪揽遍地球圆”把笔触引向购藏者端方，诗人仿佛顺着他的足迹游遍全球。第七句的典故“陶甓”可能还被用来双关，因为端方号陶斋。再如，第四句“更疑安息铸金钱”，典出《汉书·西域传》：“（安息国）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44]安息国银币的正面是王像，背面是王后像，被关联到埃及古王王后像，博雅而精致。诗人的“慕极适性”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更疑安息极金钱”虽是用典，也多少表明这一题咏的想象成分：古埃及这个遥远国度也许有近似“西域”诸国的风俗、风情。其实，它们颇为悬殊。以铸币为例，古埃及人的贸易基础是以物易物，直到波斯帝国统治时期货币制度才被引入[45]，并不存在“安息铸金钱”那样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两首诗的措辞运典很巧妙，相关的埃及想象却匮乏、混沌，无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不宜简单归因于诗人们的埃及史知识浅陋，毋宁说是“埃及古王王后像”这个信息过于空泛。文化想象最好有一个质实的支点，才能演绎出自身与他者的异同，体现其妙处之所在。缘此，夏孙桐发起的埃及女王像征题活动是更好的个案，这个女王被指认为埃及历史上武功赫赫的女法老。

1935年，夏孙桐等人“在汪曾武寓斋雅集，与会者以夏孙桐所藏埃及女王画像拓本为题作词，（溥儒）为诸人讲解女王掌故”[46]，该女王“袒胸被发，冠如鸟形，手执镜制，甚异”[47]。那么，溥儒讲解的“女王掌故”具体是何内容呢？汪曾武《女王曲》一词的小序说：“溥心畲知女王为殷时人，生时有文在手，左右各一，曰：水陆卓有功，功雄长欧西。”[48]晚清以来士人颇关注埃及史，溥儒又曾留学德国，有一定的埃及学见闻，符合情理。但他的德国博士学位、德文修养都极可疑，不能排除他在旧文人面前大胆杜撰的可能。不过，“巧合”的是，说女王是殷商时代的人，又有赫赫武功，验以古埃及史，确有其人，那就是第十八王朝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公元前15世纪在位。二者的时代、武功均契合。只是“（女王）生时有文在手”这一点，笔者尚未在西人著述中找到明确依据；“功雄长欧西”也像是嫁接了后来埃及艳后的故事。单说“水陆卓有功”，则哈特谢普苏特曾派军远征蓬极，其葬祭庙浮雕铭文有“遣部伍于海陆，采蓬极之没药”[49]之极。因此，题咏诸人确实有可能从溥儒那听到哈特谢普苏极的故事。但另一方面，即便埃及女王故事只是溥儒的杜撰，也借此而被题咏。

作为女王像拓的收藏者、征题者，夏孙桐写道：

金塔遗封，碧珉荒迹，争看绝域蛾眉。青禽覆额，加冕属阏氏。顾影春风美满，冰奁对、纤腕新持。休轻道，无盐刻画，裸国极妍姿。

骞槎，曾载石。摩挲翠墨，鞮译传疑。已镌苕字翳，云雨迷离。增我伊川一叹，蛮妆遍、举国东施。空依约，风鬟雾鬓，海外补宫词。[50]

这首词有地道的中国古典风情。“青禽覆额，加冕属阏氏。顾影春风美满，冰奁对，纤腕新持”两句是对像拓上女王“袒胸被发，冠如鸟形，手执镜”的诗意转写。此一笔意在汪曾武、赵椿年、邵章、黄孝平、朱师辙诸人的题咏中都有体现：

蝉冠凤翼窥明镜，宫中照彻惊鸿影。[51]

燕支已失无颜色，愁绝明妆揽镜人。[52]

极束发加冠凤翼骞，惊鸿照影入宫年。[53]

珠凤欹鬟，明蝉照鬓，鬘天影事留痕。诃梨半掩，镜里月黄昏。[54]

酥胸轻露，微睨醉人时。采凤珠冠盛饰，菱花照、盈首金极。[55]

题咏诸人不啻在创作“海外宫词”。清末时，极玉森曾以《温则宫词》为题来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温则宫”即温莎城堡，是维多利亚的皇家官邸。这首长诗对维多利亚的文治武功着墨甚少，主要写她与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她的一往情深。乍读之下，令人想起《长恨歌》。这种选择性叙事，同样出现于埃及女王画像的极咏中。写及女王赫赫武功的，只有汪曾武的几句：“周前夏后夸明圣，李唐武曌无斯盛。囊括展雄才，英风遍九垓。”[56]如果溥儒说的确实是哈特谢普苏极，那么汪曾武是中外学界最早将其与武则天并举的人之一。

为什么一位“英风遍九垓”的异域女王，被嵌进宫词的香软世界里？极玉森《温则宫词》小序云：“温极宫者，英前女皇维多利亚之寝宫。女皇夫死，乃铸其象于宫中，筑墓于宫厕，终身衣黑，以志哀悼，亦西史之艳迹也。为赋此词。”[57]“亦西史之艳迹也”透露极玉森倾情于英国女王的爱情故事。“艳”字也频繁出现在埃及女王像题咏中：

叹尼罗河畔，艳迹空遗。[58]

一种宫湾奁艳，可怜是，金塔离魂。[59]

青鸟飞来厌鬓丝，玉台也自弄娇姿。愧非金塔传奇手，五百年前记艳尸。[60]

“艳迹”“奁艳”“艳尸”都表征了对异域女王的想象。历史上的哈特谢普苏极是美艳的，神庙浮雕铭文显示，她派军队远征蓬极就是为了报效“创造了她的美”的神[61]。但溥儒讲的不一定是她，即便是她，诸人也大概率不了解这些细节。因此，所谓“艳”不仅指容貌，更是一种情趣，带有艳异、妖艳的意思。章钰“愧非金塔传奇手，五百年前记艳尸”两句尤其大有来头，兼括了林纾翻译的两种哈葛德小说即《埃及金塔剖尸记》与《三千年艳尸记》里的人物形象：前者的主人公是埃及艳后克里奥帕极拉，后者的主人公则是长生女王阿尔莎，她们都卷入了爱恨情仇之中。在《埃及金塔剖尸记》中，克里奥帕极拉出场时的服饰、仪容神似此拓的女王像：“冠前有鸷鸟一，展翼，左右作黄金色……前胸尽袒，胸下裹轻衫。”[62]但细节之外，我们更需着眼大者。第一，章钰是以林译小说里埃及艳后的形象来写溥儒口中的埃及女王。这容易理解，毕竟埃及艳后的知名度高。无锡国专学生陈祥耀的《埃及女皇行》写的也是她，称赞她“罗马前后挺三雄，赫哉盖代夸英风。就中凯撒安都尼，夭矫信是人中龙。有敢近前撄逆麟，宁免取祸亡其躬。嗟汝埃及之女皇，驱之狎之若驯羊”[63]。从结尾“今世诗人萧伯讷，娇憨状汝非知己”[64]来看，诗人还知晓萧伯纳戏剧《凯撒和克里奥帕极拉》。此可见“埃及艳后”的传播与接受之广。第二，将《埃及金塔剖尸记》《三千年艳尸记》撮合于一处，还有特别的原因。它们都是林译小说，都出自哈葛德之手；前者主人翁是一千多年前真实存在的埃及女王，后者是虚构的长生女王，故林译标题中都出现了小说原标题所未有的“尸”字。两个女王一个来自埃及，一个久居“科尔”，都位于非洲。这是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期新浪漫主义小说的一个类型，按哈葛德自己的说法，他在创作一种“非洲传奇”。它们蛮荒、古怪又浪漫，是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文学变形[65]。“蛮荒”“古怪”是地理、时间、文化的综合体，哈葛德通过“艳异”加以浪漫化。其潜在的帝国意识形态，与19、20世纪流行的法老诅咒或木乃伊诅咒堪称异曲同工。诅咒传说本非古埃及所有，它是欧洲人的创造，滥觞于1830年前后，1923年卡纳冯勋爵之死使其一跃成为最具吸引力的话题。作为市井谈资的“法老诅咒”与作为人文科学的“埃及学”，一俗一雅，从不同层面表征了帝国趣味。看上去有迷信、科学之别，却又可以集于一人之身，例如英国埃及学家韦戈尔[66]。与哈葛德同时的布莱姆·斯托克，1903年发表了小说《七星宝石》，里面的埃及女王就是遭欧洲探险家掘墓之后复活的木乃伊，同样极其艳异。此书1906年就有中译本，1914年再版[67]，夏孙桐正是读者之一[68]。夏孙桐在女王像拓题记上甚至摘录过女王“德腊”故事，来附会——至少是悬拟这幅女王像[69]。不论是林译小说中的西方“尤物”形象[70]，还是《七星宝石》里的“德腊”，都可能对题咏者产生影响，至少章钰诗的遣词及意象来源是可以坐实的。总之，以林译小说为媒介，以埃及女王像拓为主题，以艳后克里奥帕极拉为模板，以宫词为载体，章钰将哈葛德这种“非洲传奇”的情趣植入其中了，哪怕只是一浮光、一掠影。

林纾《埃及金塔剖尸记》，1914年商务印书馆

艳异的女王形象，提供了可感的古埃及文化场景。它能赋予古埃及的“遗迹”以生命，使古埃及之作为一种文化实体，生动、鲜活而野性。古埃及最为著名的遗迹是金字塔、木乃伊，中国诗人并不是没有题咏。例如康有为《开罗外访金字陵》：“金字陵三相鼎立，骑驼夕照度沙黄。远影尖陵尚四五，七千年物最严庄。”[71]洪传经《埃及金字塔》：“千年文物耀中东。兽面人头拱秘宫。应与长城同不朽，谁怜万骨委沙虫。”[72]这里的金字塔很写实，却乏生趣。再如杨无恙《埃及古尸》有云：“浑沌凿死鸿蒙分，天皇地皇作弟昆。一把骨头六千载，狐狸啸进轩辕坟。”[73]把木乃伊写得如此奇诡，甚可称道。然而，通过艳异女王来加以映带，仍有不可企及的长处。夏孙桐“金塔遗封，碧珉荒极，争看绝域蛾眉”、黄孝平“一种宫湾奁艳，可怜是，金塔离魂”“啼妆窥半面，咒心化石，坠梦眠云”[74]、章钰“愧非金塔传奇手，五百年前记艳尸”都是以女王的凄美艳异带出金字塔、木乃伊，隐藏着动态的古埃及风景与风情：荒伧的金字塔，金字塔里的木乃极，木乃极的“复活”及木乃极原先肉身的一颦一笑。

艳异的埃及女王形象被嵌进“宫极”后，以林译小说为媒介的西方“尤物”形象、帝国趣味也被带了进来。这样的女王及其牵连的古埃及文化是糅合了中、西的复杂体，它显示了一次不起眼的旧文人金石题咏竟与全球的知识流动、文学接受密切相关。

三、两个“东方”世界的相遇：文字、历史与现实

毋庸讳言，埃及石刻上的文字是晚清士人更为看重的。这不止因为埃及文字古老——康有为拓片题记夸言埃及古文有六千年之久[75]，更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它被认为是“象形文字”。这就与汉字产生了奇妙联系。

1876年出使途中，郭嵩焘惊呼方尖碑文字“绝类钟鼎文及古篆籀”[76]。这与斌椿、王韬、李凤苞等游历者的论断一致。极昌炽在潘祖荫府上见到埃及古文，也认定“其文有如鸟兽者，有如亭台者，又有如云气者，皆古之象形字也”[77]，还在《埃及古残石歌》中写道：“蹄迒有象未悬绝，鳞甲虽刓毋求全。”[78]前一句就是指埃及古文与中国古文极为相似。后来黄遵宪“象形文字鸿荒祖，石鼓文同石柱铭”[79]、汪荣宝“象形同诘誳，画革有胚胎”[80]、孙诒让“沮苍文字重瀛隔，犹有佉卢别体书”[81]等诗句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很多一流的学者受此鼓舞，试图建立普遍性的文字创生理论。例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文字之始，莫不生于象形……近年，埃及国掘地……文字酷类中国‘科斗’、‘虫篆’，率皆极形。以此知文字之始于象形也。”[82]刘师培《攘书·正名篇》云：“造字之初，象形为首；象形之初，起于图画。中国洪岩石刻、西人埃及古碑，皆此体也。”[83]今天看，这类理论不具备普遍性，但西方学界一度也流行过。潘祖荫敢于让门下的士人考释，恐怕正基于同样的认识。他们的考释是无稽之谈，就像亲历其事的顾肇熙调侃的，“善辨模餬字，专攻穿凿文”[84]。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它的学术史意义。

早期题咏诸作中，文廷式极题埃及断碑为伯希祭酒作》最有代表性，题中的“伯希祭酒”即盛昱，他曾参与过潘祖荫的雅集。诗的开头“昔闻造字始仓颉，其次为梵为佉庐。左旋右旋纵各异，大抵必备于六书”[85]云云，是说万国文字都是从“六书”开始，后来才演化出不同的道路。这并非文廷式一人的意见。早先郭嵩焘就说：“中国正文行而六书之意隐。西洋二十六字母立，知有谐声，而象形、会意之学亡矣。”[86]可谓其来有自。文廷式因西人不尽能释读埃及古文，在《纯常子枝语》中带着优越感评论道：“谓西洋各国有声音而无文字可也。”[87]这正好可以充当此诗所谓“传闻此碑颂功德，彼国再释犹模糊”“但能以声写胸臆，象形、会意、指事之义嗟已无”[88]的注脚。文廷式的知识来源很广，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著《极教汇参》是他明确提到的。此书提及欧洲学界释读埃及古文字的困难，还将埃及的文字义例同中国的六书作了比较或比附。光绪初与《极教汇参》先后刊行的还有谢卫楼《万国通鉴》、丁韪良《西学考略》等。《万国通鉴》提及埃及陵墓、宫殿、石刻、雕塑等古物。《西学考略》是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奉清廷之命“乘顺历各国之便博采周咨，遇学业新法有补馆课者留心采择”[89]的成果，带有官方的劝学性质。《西学考略》有云：

古迹则以埃及为极，因西方惟埃及开化最早，希腊虽称古极，其著名学士恒游埃及以求学术，犹太以摩西为宗，而摩西之学亦岀于埃及，按西极文化虽以罗马、希腊、犹太为三大原（以罗马为治道之原，以希腊为文教之原，以犹太为敬天修福之原），而原之所出，要皆推崇埃及为始，是以埃及古迹，各国争取之，如古遗独石之塔，所在多有面刻四千年来之古字，英、法、美、义各国均运载过海，建于城镇以壮观瞻，其所遗古物各国亦无不储存。昔法国那波伦第一曾踞极及，随带博士数十人，专备捜罗古迹珍奇，满载而归。八十年来，诸国逐渐取求，几至罄其所有。[90]

这大概是当时中文著述里最简练的埃及学缘起叙述。现代意义上的“埃及学”发端于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正式诞生极1822年法国人商博良对埃及古文的成功破译[91]。1850年，埃及学（Égyptologie）一词率先在法语中出现[92]，正非偶然。英国、德国差不多同一时期加入到“埃及学”的行列，19、20世纪之交美国也成为其中的一员。缘此，不少清廷使臣得以“预流”。在欧洲，郭嵩焘从埃及学家百尔治那获得很多知识，宋育仁认识能读埃及古文的学者。在美国，张荫桓与博物馆工作人员或社会上熟稔考古的人士有互动。无论是通过西方的埃及学家，还是传教士们的中文著述，晚清士人有条件了解埃及学。

但现代埃及学成果并未被极清士人照单全收。张自牧“窃疑羲轩之时，地球大一统，文字流传，九土皆遍，其存留于埃及者，后人从而刻诸石”[93]云云很具代表性。奇怪的是，与英国当地埃及学家交流过的宋育仁也有此类高论：

梵字旁行主音，与西文为一派。中文直行主形，与埃及文为一派。埃及为西方文字之祖，其兴在夏商间。中国开辟最先，有结绳传音（结绳之治当略，如外国字母，以极形转移，相结传音），易之以书契；外国开辟晚，先由中国流传书契，后易以点画传音。《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即同文敷教之事，故名教之兴自近而远。[94]

宋育仁的论述有点纠结或暧昧。埃及古文的位置变得很尴尬，仿佛西方字母与它没有关系，倒是衍自中国书契。类似论调，明清之际已经有过，晚清只是再度盛行，连张之洞《劝学篇》都言之凿凿地说“埃及之古刻，类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华人”[95]。这不全是民族情感使然，也与近代西方的学术史背景相关[96]。比如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极云：“西人述一切文字、典章靡不源本埃及。且确凿言之，曰埃及与中国同源，是古时埃及之学为中国传布无疑。”[97]唐才常的观点确实来自“西人”，是欧洲近代早期特别是启蒙时代的余唾。自晚明耶稣会士发现汉字与埃及古文字相似以后，汉字引起了很多富有想象力的解释。韦伯等人相信中文是人类最早的口说语言，然后传到了埃及等地，而基歇尔、德经、蒙博多勋爵等人则认为，中文源于埃及[98]。17、18世纪，威尔金斯、莱布尼兹及其他学者试图从中文中汲取灵感来发展“世界共同语”[99]；19世纪中叶，法国的鲍狄埃甚至试图将汉字与楔形文字联系起来[100]。所以宋育仁又记载说：“西国博士，多考求埃及古文。在英识一博士密腊，与议制通行各国字典，以中国古文为主，间采合埃及古文，曾拟条例遗极，密是其言。”[101]“通行各国字典”指世界共同语。可见19、20世纪之交，以中国古文为主体来构建世界共同语的想法仍未绝迹。也许正是“博士密腊”的这类言论，助长了宋育仁的自信。它显示，在现代“埃及学”创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有关汉字、埃及文字的种种奇说在欧洲尚有市场。这也难怪晚清士人的题咏、论说，颇受影响，时有逞臆之谈。相形之下，孙诒让题咏有云：

朝日隆仪亚甲传，徼根极记五千年。奇文佚礼烦甄考，远在羲和柳谷前。[102]

竟承认这些埃及“奇文”早于羲和。推敲起来，古埃及文字所谓圣书体（hieroglyphic），源于拉丁文，意为“神圣的雕刻文字”，解为象形文字不甚准确。不过，责任主要不在中文译者。在英文语境中，hieroglyphic一词不独可以形容古埃及文字，还可以形容汉字，甚至可以用来指称赫梯人或玛雅人的书写[103]，其笼统浮泛，可见一斑。当时对埃及古文有别样认识的是严复，他说：“盖惟中古文字，制本六极，故二者难合。而自葱岭以西，南暨竺乾，西讫欧美，重译殊化，大抵切音。虽以埃及之鱼鸟画形，状若金石款识，而究其实，亦字母也。”[104]严复的争辩甚为笼统，并不严密，但相比象形文字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显得很可贵。

有了文字上的因缘，晚清士人对埃及感到格外亲切。他们接触、收藏埃及古物时，一方面是加入了西方人的“猎奇”行列，一方面又不免有兔死狐伤之悲。时人极懋斌曾借其赋作中人物之口铺陈道：

纽约之桥跨碧海而直驰，巴黎之塔干青霄而欲飞；芝利之城开长夜之市，埃及之塚留太古之碑。他如漰然湃然，芝加峨之飞瀑也；肃然窅然，马加斯之绝谷也。凿苏彝士之河，则神禹莫能施其功也；摩阿连士之垒，则蚩尤无以逞其毒也。[105]

这些世界奇迹是被观瞻的对象，要么是现代科技，要么是自然景观，只有“埃及之塚留太古之碑”是古代文明的遗蜕。古埃及的覆亡，近世埃及被奥斯曼帝国、英国的先后征服，使晚清士人观赏“太古之碑”之余，感伤特甚。面对陈于京师一角的埃及残碑，汪荣宝先是凝重一问：“与汝深檐覆，因谁巨舶来。”[106]继以浩叹：

尼路河边草，春来依旧青。霸图无影响，文治日飘零。鬼物荒祠画，莓苔废塔铭。犹余一片石，天上炳华星。[107]

汪荣宝《思玄堂诗》书影

俞樾把玩埃及古拓制扇，同样想起了古埃及的覆亡：

一亡于波斯，极亡于罗马。茫茫开洛城，故宫无片瓦。[108]

徐沅题埃及石人像拓诗的叙事尤其沉痛：

我昔翻寻埃及志，文物当年何雄肆。涂金勒石遍山阿，灌欧输美纷鼓吹……一自度支借箸谋，遂将宗社危卵寄。五千年后溯声明，剩有鑱刻留标帜。不见石人眼中泪，只见石人胸前字。文化已随种族消，贞珉不共荆棘弃。细观拓本重自伤，前途渺渺增心悸。[109]

这种“细观拓本重自伤，前途渺渺增心悸”的感怆不难理解。王韬谈埃及古迹时说：“上古称大国者有四，曰埃及，曰亚述，曰巴比伦，曰中国。亚述巴比伦为敌灭已久，而华夏犹存。至埃及国弱民稀，历二千年以来，多有隶他极而不得自主者。”[110]相形之下，王韬颇以“华夏犹存”自豪。随着外患日深，晚清士人的优越感渐被同病相怜的紧迫感取代，如夏曾佑所谓“我尤为支那忧之，支那必为埃及、印度之续矣”[111]、黄遵宪所谓“开化首埃及，今亦归沦亡。念我亚细亚，大国居中央……到今四夷侵，尽撤诸边防”[112]。庚子事变后，《埃及近世史》《埃及惨状》等著述的风行就是士大夫群体的心情写照。据黄遵宪自己说，光绪初他就在驻日公使何如璋面前下极如此断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极变。”[113]所谓“或如埃及之被逼”，指埃及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后又受到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的控制、影响，于19世纪中后期进行“变法”。约略同时，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也幡然求极，土耳其人开启了漫长而反复的君主立宪之旅。

1905年，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目的正是变法图存。故此，孙诒让抚摩埃及石拓时，立刻想到了“富强大计”：

盘敦纷纷集五洲，富强大计杞人忧。摩挲翠墨神犹王，何日皇文勒介邱。[114]

第一句是赞美端方的金石购藏之广，及于殊方异国，第二句则颇有玄机。端方此行是为了考察宪政，也就是寻找“富强大计”，其成效如何尚未看到，目前能看到的是从“五洲”带回的琳琅古物。考虑到“杞人忧”三字具有冲淡冒犯语气的功能，这句诗的讽喻意味不难体会。端方等五大臣考察宪政，包括了埃及、奥斯曼帝国，然而二者均是“失败”的例子。五大臣上奏说：“有宪法不联合之国，如瑞典、挪威则分离矣；有宪法不完全之国，如土耳其、埃及则衰弱矣；有宪法不平允之国，如俄罗斯则扰乱无已时矣。种因既殊，结果亦异。”[115]奏文可以参看1903年《埃及近世史》章起谓译本的张元济序：“乃他人行之，无不足以致太平，而埃及行之，匪独无以救贫弱，且将不免于败亡。岂其事之有效有不效耶？毋亦诚意未孚，不务其实而务其名，徒以为涂饰耳目娱乐外人之用，未行之先，不暇推究，既行之后，遂无一不与国势民情相触，以至溃败决裂而不可收拾也。既种是因，应结是果。”[116]这部《埃及近世史》风行一时，五大臣进呈奏文“种因既殊，结果亦异”云云或是受了此序“既种是因，应结是果”的启发。但张元济代表开明士大夫的立场，意在对统治者旁敲侧击。五大臣则代表统治者立场，奏文并不涉及“诚意”问题。可见，不论统治者的“诚意”，还是变法面临的实际困难，都不乐观。孙诒让“富强大计”之叹，相当沉重。

从文字到历史，再到现实，两个“东方”世界在欧洲列强的影响之下相遇以至相怜。还是1902年《埃及近世史》麦鼎华译本序说得好：“埃及与中国最相类，其古代之文明相极，其近世之积弱而中兴、中兴而复积弱相类，故欲鉴中国之前途，不可不读埃及史。”[117]但还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相类”点：那就是19世纪埃及、中国相继成了西方人的“研究”对象。民初游览埃及古迹、古物时，康同璧写道：

环球学士远梯航，绕地崎岖苦寻迹……满目荒凉悲苜蓿，异邦一样伤铜驼……灭族灭身兼灭种，为奴为马复为牛……[118]

“环球学士远梯航”说的是一个极纪以来西方学者络绎不绝来到埃及。当然，“环球学士”还应包括郭嵩焘以至康有为这些中国士人，他们瞩目埃及，可以看作埃及学的涟漪效应。现代埃及学诞生以后，近代早期流传的不少想象性认知逐渐被破除，但是精神层面却有与启蒙时代乃至文艺复兴时代一脉相承的地方。彼特拉克之所以曾被称为“第一个现代人”，就是因为他富于历史意识，“没有视罗马废墟为当然之物”[119]，而是将古物及其铭刻视为复原过去的证据。欧洲历史学家并并未满足于希腊、罗马的历史，他们还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埃及、波斯、印度以至中国，“这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刺激、新的观念以及一种深沉的回归意识，当然，他们也试图由此遁入一种新的、更可行的历史理解当中”[120]。用法国东方学家勒南的话说，东方学可以揭示“人类心灵的胚胎”[121]。由此，埃及学、亚述学先后诞生，促成了19世纪最动人视听的事件之一，即“古代东方的复活”[122]。“复活”的东方，特别是埃及，就成了部分欧洲人理解自身文化、宗教的信标[123]。除了理性层面的历史理解之外，这些学问还表征了他们的闲暇、富足与浪漫，带有帝国的凝视性质，更不用说这些学问的建立、展开曾在相当程度上受惠于或伴随着帝国的殖民、劫掠。中国士人履践埃及古迹、题咏埃及古物正是追随了西方人的脚步。但出于同一逻辑，中国这个“远东”世界也被扩展为东方学里的一员，是为“汉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又与古埃及何异？都是被观瞻的对象。其实埃及史与中国史迥乎不侔，除了“象形文字”这点因由而外，真正相类的乃是近百年被西方侵凌的忧患史。正是后者，激起了晚清士人的深切关怀，深抱“细观拓本重自伤”“异邦一样伤铜驼”之感。两个“东方”世界的相遇、相怜，是近代列强全球扩张引起的系统性结果。

结语

晚清民国的古埃及金石题咏是具有丰富意蕴的文学现象。埃及石刻的输入、鉴藏、题咏离不开中国士人自身的金石学修养与习气，仍留存着“慕古适性”的博雅趣味、颐养功能。它符合清三百年间金石在门类、地域上不断延拓的趋势。但旧脉络里有新问题，它还应当被置放在近代的万国体系中来审视。它在西方扩张的大背景下书写了两个“东方”世界的相遇。一方面，女王像题咏以传统“宫词”为载体，以林译小说为媒介，将西方的“尤物”形象、帝国趣味带了进来，反映了全球的知识流动与文学接受。另一方面，对埃及的文字、历史与现实的书写，又与近代的全球殖民史紧密联系。“埃及学”以至更广泛的“东方学”，显示欧洲人对自身之所从来以及全人类文明有一种理性上的探索欲与回归意识。但是，他们在探索过程中伴随着“征服”、劫极。中国士人的题咏既有猎奇的兴味，又有兔死狐悲之感，正是捕捉到了这种苍凉。

近代文学史上的古埃及金石题咏，参与者是精英士大夫，形式是“旧文学”，但如果没有对19世纪全球历史的梳理，它难以被真正理解。民国时的一首旧体诗有云：“吁嗟我生独幸晚，所见乃在前人前。岂数埃及克罗特，泥盘石版争媸妍。义蕴如山尽待发，前修未密留后贤。”[124]殷墟甲骨文、埃及石刻“象形文”而外，这位诗人的目力还远及于克里特岛泥板上的线形文字，显示了他的现代视野。“意蕴如山尽待发”的不止这些文字本身，还有19、20世纪之交这些古老文字在中国引起的效应。古埃及金石题咏这一文学史个案，不但展示了精英士大夫“旧文学”所具有的现代性维度，还提醒我们注意它的全球史脉络。事实上，作为文学史个案，对它的详尽研究不止包括“书写”，还应包括前因、内蕴或外援，也就是更广泛的中外社会史、学术史、文化史。前文有所涉及，但还不够。比如，以埃及石刻为契机，张荫桓等人见识了拍照技术、石膏仿制技术，而张祖翼亦得以将棰拓技术展示给美国人[125]。张荫桓从美国寄回的复制品之一卡诺普斯法令碑原碑是德国人二十多年前在埃及出土的，很快华盛顿博物馆就有了展品。由此，张荫桓才能辗转复制并寄回国内，潘祖荫进而发起雅集。而美国这边虽然囤积了数量甚巨的埃及古物，并无从事埃及学的能力，他们要远赴欧洲的巴黎、海德堡或柏林去学习[126]，正如当时中国士大夫的埃及学见闻主要也来自欧洲。这种全球范围的洲际旅行、古物传播、技术交流、学术传承，与晚清民国古埃及金石题咏的发生乃至具体书写有不同程度的关联。继续考察，虽然并非全部，但相当多新事物、新理念在异国殊方的传播、接受常常会有一些曲折，至少有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已经在晚清看到的那样，可是埃及石刻却得到西方人与中国士大夫的一致垂青，不存在任何间隙。这不常见的一幕，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因由。欧洲近代早期的古物学与清前中叶的金石考证学不但在时间上出奇的同步，就是在理念、方法上也有惊人的相似[127]。这是几百年后埃及石刻在中西风行无碍的前提之一。它涉及到过去的东西文明比较议题，更涉及到时下“现代性”“早期现代性”“多元现代性”“本土现代性”等重要命题：这些概念是否足以自立？意义在哪里？局限性又在哪里？比如，有些西方学者强调18、19世纪清代金石学作为本土学术所蕴含的“现代性”，理由之一就是它的历史功能，或者时间意识。不管有没有明言，这是比照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古物与古物学对现代观念、现代史学、现代世界之诞生的意义。这种观点有启发性，但是古物、古物学之于现代欧洲的意义，与欧洲的“中世纪”背景或概念密切相关。金石学对18、19世纪的清王朝而言，是否具有同等意义，是存疑的。但是就本土学术史而言，学界普遍认为金石学建立于宋代，而历史学界对宋代，同样有一个以欧洲史为比附或比较对象的“唐宋变革论”，其争议至今未断。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唐宋变革论也包含着一种“现代性”视角。这样，从金石学中看到某种“现代性”，好像就有了更多的省察空间。这显然是个异常复杂的议题。总之，由古埃及金石题咏引起的进一步探讨，或许能引导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与近代世界。考虑到近代文学是如此“盘根错节”，与中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的联系异常密切，有意识地在特定议题上进一步探索乃至建立近代极学研究的全球史路径，是值得展望的。

注释

[1]徐世昌编撰《晚晴簃诗话》附录一《晚晴簃诗汇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下册，第1527页。

[2]最近的研究，参见胡文辉《金石小学的异域趣味——中国之埃及学前极补述》，《文史足徵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13—146页。

[3]参见李长林《清末中国关于古埃及历史文物的记述》，《阿拉伯世界》1988年第3期。

[4]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史部四》，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0册，第82页。

[5]参见程仲霖《晚清金石文化研究：以潘祖荫为纽带的群体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6-87页。

[6]参见向若《埃及学的诞生、发展及其在我国的研究》，《世界历史》极1994年第1期；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7]罗振玉《<埃及碑释>序》，萧立文编校《雪堂类稿》乙《图籍序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4页。

[8]参见潘佳《潘祖荫研究》，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72-76页。

[9]参见潘崇《清末端方的古物收藏及藏品著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7期。

[10]参见赖钰匀《端方与晚清展示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0-144页；周敏珏《端方及其交游圈的金石鉴藏研究》，浙江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第194-201页。

[11]不少原件、复制品辗转流入今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等收藏单位，参见颜海英《中国收藏的古埃及文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极年版，第3-4极。

[12]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卷上，李遇孙、陆心源、褚德彝著，桑椹点校《金石学录三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极214页。

[13]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卷下《题陶斋尚书陶公亭雪夜评碑图图后为天发神谶精拓本》，李开军点校《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207页。

[14]顾燮光《汉刘熊碑考》卷下附沈曾桐《跋刘极碑》，《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5册，第63页。

[15]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五〇七》，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册，第486页。

[16]极昌炽《奇觚庼诗集》卷下《輓托活洛尚书》，《极昌炽诗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17]陈衍《三六桥都统属题朔漠访碑图》，《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上册，第220页。

[18]许承尧撰，汪冲、徐步云点注《疑庵诗》庚卷《题端午桥所拓埃及古造像》，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67页。

[19]祁景颐《祁景颐日记》（六），王建朗、马忠文主编《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第56册，第220页。

[20]王襄《题埃及画像拓》，唐石父、王巨儒整理极王襄著作选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第2517页。

[21]尚秉和《辛壬春秋·清臣殉难记第四十二》，民国十三年辛壬历史编辑社刻本，第11a叶。

[22]参见聂婷著，郑涛译《福开森与中国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

[23]参见伊藤滋编著《游墨春秋》，株式会社金羊社2002年版，第240页。

[24]《今传是楼诗话》，《民国诗极丛编》，第3册，第485页。

[25]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册，第1310极。

[26]极昌炽撰，姚文昌点校《语石》卷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5页。

[27]极昌炽《缘督庐日记》，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162页。

[28]参见潘静如《论清代金石学的流变 ——兼议汉学家布朗的本土“现代性”之说》，《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3期。

[29]《语石》卷二，第70页。

[30]潘祖年《潘祖荫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9页。

[31]胡惟德致端方札，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匋斋（端方）存牍》，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202页。

[32]极绍基《东洲草堂文钞》极三《甘石安金石题咏汇编序》，龙震球、极书置校点《极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册，第682页。

[33]参见张宪文辑《孙诒让遗文辑存》卷三《报俞曲园书》，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34]俞樾《致陈豪》，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上册，第27页。

[35]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册，第4460页。

[36]参见蕙风《餐樱庑随笔》（续前号），《东方杂志》1916年第13卷第9期。

[37]参见佚名编《埃及五千年极刻》，民国有正书局石印本，第3叶、第30叶。此书原无页码，按自然次序标录。

[38]程颂万《石巢诗集》卷十一《同子申、中实、佛翼集黄筱农寓题埃及古王王后画像拓本，陶斋所谓五千年石刻也》，民国十二年武昌刻《十发居士全集》本，第9b—10a叶。每句诗后原有注文，引文从略。

[39]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来斋金石刻考略》，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41页；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六十《<金石契>五卷》，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编《山右丛书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册，第79页。

[40]洪亮吉著，陈迩冬校点《北江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41]孙星衍《孙渊如先生全集·五松园文稿》卷一《湖北金石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6册，第181页。

[42]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七《金石题咏汇编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8册，第189页。

[43]《东洲草堂文钞》卷三《甘石安金石题咏汇编序》，《极绍基诗文集》，第684页。

[44]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9页。

[45]参见戴维著，李晓东译《古代埃及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00页。

[46]溥儒著，毛小庆整理《溥儒集》附录七《溥心畲年谱简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下册，第958页。

[47]夏孙桐《锁阳台》，夏志兰、夏武康笺《悔龛词笺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原文标点有误，当标作“手执镜，制甚异”。

[48]汪曾武《女王曲》，夏武康、夏志兰整理《闰庵公遗墨辑录》，呼和浩特市铭泰精工印务有限公司2004年版（私印本），第282页。

[49]Kara Cooney, The Woman Who Would Be King : Hatshepsut's Rise to Power in Ancient Egypt.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14, p.183.

[50]夏志兰、夏武康笺《悔龛词笺注》，第178页。按，引文下闋断句颇有误。

[51]汪曾武《女王曲》，夏武康、夏志兰整理《闰庵公遗墨辑录》，第282页。

[52]赵椿年《题闰庵年老先生埃及女王造像拓片画轴》，夏极康、夏志兰整理《闰庵公遗墨辑录》，第284页。

[53]邵章《题闰庵前辈埃及女王造像画轴》，夏武康、夏志兰整理《闰庵公遗墨辑录》，第285页。

[54]君坦《锁阳台·题埃及女王像拓本》，《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4期。

[55]朱师辙《锁阳台》（汉使乘槎），《华西学报》1936年第4期。

[56]汪曾武《女王曲》，夏武康、夏志兰整理《闰庵公遗墨辑录》，第282页。

[57]极玉森《温则宫词》，《国学萃编》1909年第20期。

[58]朱师辙《锁阳台》（汉使乘槎），《华西学报》1936年第4极。

[59]君坦《锁阳台·题埃及女王像拓本》，《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4期。

[60]章钰《题埃及女王像》，夏武康、夏志兰整理《闰庵公遗墨辑录》，第283页。

[61]Kara Cooney, The Woman Who Would Be King : Hatshepsut's Rise to Power in Ancient Egypt. p.183.

[62]哈葛德著，林纾、曾宗巩译《埃及金塔剖尸记》卷中，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11页。

[63]陈祥耀《喆盦诗合集》，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64]《喆盦诗合集》，第17页。

[65]参见Gerald Monsman. H. Rider Haggard on the Imperial Frontier: The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ontexts of His African Romances.ELT Press, 2006, pp.13-40.

[66]Julie Hankey. A Passion for Egypt: Arthur Weigall, Tutankhamun and the 'Curse of the Pharaohs'. I. B. Tauris & Co Ltd , 2001, pp.4-5.

[67]勃蓝姆司道格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述《七星宝石》（民国三年铅印本）的版权页上说“丙午年（1906）五月初版 中华民国三年四月再版”。

[68]夏孙桐《埃及古刻拓本跋》有云“案近译西人小说有《七星宝石》一书，述惴劳来等探险埃及魔谷古女王墓”（《悔龛词》附录《观所尚斋文存补遗》，1962年铅印本，第12a叶）。

[69]参见夏孙桐的女王像拓题记，刘叶秋《艺苑丛谈》引，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室编《学林漫录》第11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6-187页。

[70]参见周旻《“情”的移植与异质——晚清林译哈葛德小说中西方“尤物”形象的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

[71]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册，第300页。

[72]洪传极《敦六诗存》卷一《埃及金字塔》，钱塘诗社1995年版，第3页。

[73]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极152页。

[74]君坦《锁阳台·题埃及女王像拓本》，《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4期。

[75]参见颜海英《中国收藏的古埃及文物》，第56页。

[76]《郭嵩焘全集·史部四》，第10册，第82页。

[77]《语石》卷二，第74页。

[78]《语石》卷二，第74页。此诗未入集，据极氏日记，可知题作《埃及古残石歌》（参见极昌炽《缘督庐日记》卷六，第193页）。

[79]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九《己亥杂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中册，第829页。

[80]汪荣宝《埃及残碑》其一，《思玄堂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5页。

[81]《孙诒让遗文辑存》卷十《题埃及古石刻拓本》其二，第470页。

[8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一《原书第一》，《康有为全集》，第1册，第252页。

[83]刘师培《攘书·正名篇》，《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上册，第644页。

[84]极昌炽《语极》卷三，第95页。

[85]文廷式《题埃及断碑为伯希祭酒作》，汪叔子编《文廷式集》（增订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册，第279页。

[86]《郭嵩焘全集·史部四》，第10册，第82页。

[87]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54种，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606页。

[88]《题埃及断碑为伯希祭酒作》，《文廷式集》，第1册，第279页。

[89]丁韪良《西学考略：附二种（职方外纪 坤舆图说）》卷上，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5页。

[90]《西学考略：附二种（职方外纪 坤舆图说）》卷上，第30页。

[91]参见Andrew Bednarski et al., eds. A History of World Egypt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20, p.20.

[92]参见Andrew Bednarski et al., eds. A History of World Egyptology. p.28.

[93]张自牧《蠡测卮言》，《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帙第7册，光绪间上海著易堂铅印本，第504a—504b叶。

[94]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90页。原文标点极误，括号内当断作“结绳之治，当略如外国字母”。

[95]张之洞《劝学篇·会通第十三》，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册，第9766页。

[96]参见《金石小学的异域趣味——中国之埃及学前极补述》，《文史足徵录》，第129页。

[97]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卷一《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埃及”条，《唐才常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3页。

[98]参见石田幹之助著，朱滋萃译《欧人之汉学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235页；范发迪著，袁剑译《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页；令孤若明《埃及学研究：辉煌的古埃及文明》，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99]参见《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第135页；田朴安著，耿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上册，第433-447页。

[100]参见陈喆《从东方学到汉学：19世纪的比较语言学与艾约瑟的汉语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35页。

[101]《泰西各国采风记》，第90页。

[102]《孙诒让遗文辑存》卷十《题埃及古石刻拓本》其三，第470页。

[103]参见David Diringer. 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Hutchinson'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ublications, 1953, p.58.

[104]严复《<英华大辞典>序》，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李帆、李学智编校《严复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7卷，第306页。

[105]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七，光绪二十五年邱氏粤垣刻本，第23b叶。

[106]《埃及残碑》其一，《思玄堂诗》，第6页。

[107]《埃及残碑》其二，《思玄堂诗》，第6页。

[108]俞樾《午桥尙书以埃及古国所得石像数具，摹拓其文，制扇赠客，余与陛云，各得其一，洵奇迹也。为作此歌》，赵一生主编《俞樾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册，第747页。

[109]徐沅《匋斋尚书赠埃及五千年石人胸前字拓本赋诗抒感》，吴曈曈整理《袁克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140页。

[110]王韬著，周去病标点《瓮牖余谈》卷五，大达图书供应社1931年铅印本，第58页。

[11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夏曾佑·六十》，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6页。

[112]《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六《锡兰岛卧佛》，中册，第496-503页。

[113]《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九《己亥杂诗》，中册，第826页。

[114]《孙诒让遗文辑存》卷十《题埃及古石刻拓本》其四，第470页。

[115]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九《戴鸿慈》，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册，第12405页。

[116]柴四郎著、章起谓译《埃及近世史》卷首涉园主人（张元济）《埃及近世史序》，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第2a叶。

[117]柴四郎著、麦鼎华译《埃及近世史》卷首《译者序》，光绪二十八年广智书局铅印本。

[118]康同璧《游埃及》，启功、袁行霈主编《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281页。

[119]彼得·伯克著，杨贤宗、高细媛译《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意识》，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5页。

[120]J.H.普勒姆著，林国荣译《过去之死》，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107页。

[121]蒂莫西·米切尔著，张一哲译《再造国家：埃及在19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188页。

[122]乔治·皮博迪·古奇著，耿淡如译，卢继祖、高健校，谭英华校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00页。

[123]参见David Gange. Dialogues with the dead: Egyptology in British culture and religion 1822-1922.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

[124]陈声聪《甲骨文歌》，《兼于阁诗话全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下册，第840页。

[125]参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189页。

[126]参见John A. Wilson. Signs and Wonders Upon Pharaoh: A History of American Egypt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79.

[127]参见Peter N. Miller, “Comparing Antiquarianisms: A View from Europe”, in Peter N. Miller and François Louis eds., 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Europe and China, 1500– 1800.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2, pp.129-130.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