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俄关系持续升温,尤其是在2025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和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的节点引发了更多关注。俄罗斯的一些专家也纷纷开始回顾历史,讨论起那些陈年往事。
4月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布了一篇采访,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戈尔巴乔夫。他表示,二战期间,苏联对中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除了价值4.5亿美元的矿产和粮食援助外,苏联还提供了情报支持。他还特别强调,苏联是第一个站出来援助中国的国家,几乎满足了中国的所有要求。
在中国最孤立无援的时候,苏联毫无疑问地充当了“及时雨”的角色。这段历史,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
那么,为什么俄方专家在2025年这个时点频频提起这些过去的往事呢?其实,这些援助并不是单纯的无偿赠送,更像是一场与生死存亡相关的战略交易,条款明确,双方心照不宣。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后续的援助打下了基础。紧接着,从1938年到1939年,苏联陆续向中国提供了三笔贷款,总额高达2.5亿美元。
不过,这笔钱并非毫无条件。实际使用的金额是1.73亿美元,而且这笔贷款是有利息的,更重要的是,贷款的使用被严格规定:必须购买苏联生产的军火。可以说,这笔贷款不仅仅是援助,更像是绑上了军售的商业交易。
尽管如此,这些军事装备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却是救命的稻草。苏联提供了超过1200架飞机,其中900多架是当时苏军的主力战机,如I-15、I-16战斗机和SB-2轰炸机。这些飞机成为了中国当时唯一可以依赖的空中力量。
除了飞机,苏联还提供了82辆坦克、1140门火炮,以及数百万发弹药。这些装备通过苏联建立并运营的一条陆路运输线,源源不断地从新疆运送到兰州。为了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苏联动用了超过5000辆卡车,穿越复杂险峻的地形。
更为关键的是,苏联不仅提供了物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苏联派遣了志愿航空队直接参与战斗。在武汉空战等关键战役中,苏联飞行员英勇作战,用生命捍卫了中国的天空。整个志愿航空队的伤亡率超过了30%,在武汉战斗中,34名苏联飞行员牺牲。此外,苏联的顾问团还帮助训练了1000多名中国飞行员。
斯大林的动机并不单纯是出于国际友谊,而是出于战略上的自保。他最担心的是日本关东军会从中国东北转向北进,威胁苏联的远东地区和蒙古。于是,援助中国实际上就是为了在东北构筑一道“防火墙”,让中国的战争拖住日本陆军主力,把日本的焦点牢牢固定在南方战场,无法转向北方。
1938年和1939年,苏联在哈桑湖和诺门罕的两场军事打击中,成功重创了关东军,迫使日本放弃北进计划,转而向南扩张。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有效减轻了中国正面战场的压力,也让日本的军事资源得到了更好的牵制。
对中国国民政府来说,苏联的援助更像是一根求生的稻草。在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普遍置身事外的背景下,苏联无疑是唯一愿意伸出援手的大国。即使这份援助附带条件,但在当时的困境中,它成为了中国能够抓住的唯一机会。
这套战略计算的“软件”一直延续到战后。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迅速击败了关东军,帮助中国收复失地。但与此同时,苏军也接管了东北的所有工业设施和日本军火库,并将其中一部分资源运回了苏联本土。同时,苏军将部分缴获的日本武器装备移交给了正在东北发展的中共军队,这为中共在东北站稳脚跟提供了关键帮助,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的国内格局。这一系列举动,体现了苏联在远东地区谋求自己长期地缘战略利益的考量。
虽然历史的“硬件”和“软件”早已尘埃落定,但这些事件留下的记忆,却如同一份“云端数据”,如今被有选择地调用,成为微妙的“人情牌”。在当前俄罗斯面临西方经济制裁和国际孤立的情况下,俄罗斯急需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支持,因此,俄罗斯的专家们重新提起这段历史,目的是为了证明,苏联的援助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恩情,也有回报,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
提及这段历史,俄罗斯专家们并非单纯寻求过去的恩情,而是在表明,这不仅仅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个有来有往的“账单”,为今天的合作提供了历史依据。
对于中国来说,回应这种“历史账单”的方式也很明确。中国既承认并感激苏联在当时提供的帮助,也深知这段历史情谊是两国关系的重要资产。然而,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理性国家利益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的。中俄之间的关系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双方是互相支持的朋友,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彼此不承担无限的义务。
因此,虽然中国会提供帮助,但这种帮助会有节制、符合实际、讲求互惠。合作的重点将放在能源、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些领域可以带来双赢的结果。中国会始终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保持外交政策的灵活性。
苏联当年的援助,已成为连接中俄关系的历史桥梁,值得铭记。而如今,历史是桥梁,但未来的道路需要智慧铺就。中俄两国只有在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着眼现实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期稳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