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是清朝初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将领。清军入关时，他以摄政王的身份掌握了大权，并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这些政策对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些政策对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口——汉族人来说，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这些政策通过法律和文字落到每个个体身上时，便变成了沉重的压迫。

多尔衮的“华夷观”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思想，基本上也是一种大一统和民族征服的政策。事实上，如果不是多尔衮坚持主张，清军很可能根本不会进入中原。当时有不少满洲贵族对入关的看法是“抢一票就走人”。例如，英王阿济格就曾对多尔衮说：“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被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或还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可无后患。”阿济格的看法代表了部分满洲贵族的态度，即希望在华北进行大屠杀和劫掠，最后干脆退回东北。

然而，多尔衮受到汉官如祖可法和张存仁的影响，坚信“京师为天下之根本”，因此他始终认为应该夺取北京，确立清朝的正统地位，即所说的“救民于水火”。从这个角度看，多尔衮并不愿意对汉民和汉城进行大规模的屠戮。他的行为背后有明确的逻辑，那就是带领满族人实现对中原的统治，获得中华正统的地位。若为了这一目标，屠杀并非不可，但单纯的杀戮并无意义。

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多尔衮的目标必然会引发强烈的反抗。这一切都与他的身份认同有关，作为满人，他的思想就是通过满族入主中原，征服汉族，最终完成对中国的大一统，并在思想和行为上完全征服汉人。这种想法无疑激起了汉族人的强烈反抗，毕竟在中国历史上，汉人从未真正被其他民族征服。无论是五胡乱华时期，还是蒙古统治汉地，最终都是少数民族统治者被汉人同化或驱逐。

在历史上，唯一能够长期保持自己民族特色并维持对中国的统治的少数民族政权便是满清。多尔衮对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政策对于实现这一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相比蒙古人，满清政权并没有像蒙古政权那样实施对汉人完全排斥的政策。比如，满清推行的“剃发令”，不仅仅是剃发，还是要求汉人改变衣着和外貌，向满族靠拢。然而，如果汉人真的这么做了，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在满清政权下就能够享有较为平等的地位。

虽然在清朝初期，皇帝身边的重臣大多是满洲人，几乎没有汉人担任顾命大臣，但这仅限于最高层的官员，而并不意味着汉人不能做官或不能成为上层官员。换句话说，如果汉人按照满清的规定剃发易服，至少在形式上，他们就能享有和满人平等的地位。

在多尔衮看来，是否剃发易服是汉人是否归顺的标志。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正是他民族同化思想的重要体现。除了剃发令，多尔衮推行的“圈地令”和“投充令”也是非常显著的政策。这些政策表明多尔衮的行动核心依然是为满族的利益服务。

清军入关后，满洲军队以八旗军为主力，而为了保证八旗军的战斗力，确保其特权和待遇，多尔衮采取了“圈地令”。在这一政策下，清朝入关后将京城的汉人全部驱赶到南城，而东城、西城、北城和中城则成为了八旗军的营地。史书记载：“高门大宅尽在东西中主城，限期既迫，妇孺惊惶，扶老携幼，无可栖止。”此外，满洲贵族还强行占据了无主的荒地和那些死于兵灾的明朝勋贵的土地。很多汉人因此失去了土地，生活陷入困境，最终成为流民。直到汉人开始反抗，大规模起义，多尔衮才被迫停止了“圈地令”。

为了满足八旗军的需要，特别是劳动力的需求，多尔衮推出了“投充令”。大量生活无着的汉人流民开始主动投身为满人的家奴，也有一些汉人被强迫成为奴隶。这些奴隶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几乎没有任何生活保障，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没有，且他们的后代也要世代为奴。由于这种境遇，很多奴隶都试图逃亡，为此多尔衮制定了“逃人令”，对逃奴实行严厉的处罚，甚至将逃亡的奴隶与盗匪等同对待。

不服从多尔衮这些政策的后果非常严重。如果只是个体反抗，往往意味着灭顶之灾；而一旦是群体反抗，便很可能会遭遇屠城。例如1650年发生的“庚寅之劫”，即便那时多尔衮已经去世，他的影响依然存在。“庚寅之劫”中，广州发生的屠城事件被澳门的欧洲使节所目睹，并且被传回欧洲，掀起了巨大的反响。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和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都在各自的记述中提到过这场事件。这也使得清朝初期满洲贵族的统治暴行，成为欧洲世界震惊的话题。总的来说，清初的统治阶级对任何形式的反抗，不管是来自汉人、其他民族，甚至是满人，都表现出极其残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