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晚清时期，清朝面临国危民困的局面。尽管统治阶层并不急于拯救国家，形势却把他们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此时，清朝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议题是如何防范外敌入侵。由于看法不一，朝廷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主张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卫，增强海军力量，以抵御西方列强从海上对清朝的侵略，因此，他们被称为海防派。另一派则主张在西北方向加强防守，重点对抗沙俄，坚决收复新疆，所以他们被称为塞防派。李鸿章与左宗棠分别代表了这两派。尽管朝堂上的争论从未得出结论，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却丝毫未曾停歇。

在这样的背景下，海防派的李鸿章几次参与的卫国战争，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而李鸿章个人也因私欲将国家利益置于一旁。相反，左宗棠仅凭一场战斗就证明了自己作为主战派的坚定立场，不仅没有辜负塞防派的期望，还成功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与民族的利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争论，实际上是主战派与求和派之间的斗争。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让我们回到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局势。

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外部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鸦片战争让西方列强看清了清朝的虚弱。清朝暴露的不仅是国力的衰弱，还有它面对侵略的软弱。清朝的统治阶层一味求和，甚至不惜割地赔款。列强们纷纷涌入，像跗骨之蛆一样占领了清朝的土地。英法等国继续沿袭鸦片战争的做法，从海上对清朝展开攻击。

与此同时，日本迅速崛起，开始侵略琉球，并对台湾表现出侵略欲望。法国从中南半岛开始向西南内地扩张，攻势猛烈。海上的防务压力令清朝头痛不已，陆地上的局势也不容忽视。沙俄在东北和西北不断扩张，英国也在西藏地区挑起事端。

清朝内部也动荡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太平天国与捻军的起义尤其严重，几乎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根基，清朝面临着内外夹击的困境。在这种局面下，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阶层，却并未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仍然过着安逸的生活。

海防派与塞防派的争斗由此开始。在镇压内乱时，清朝表现出了强硬态度。即使放弃抵抗外来列强，清朝仍决定先平定国内的农民起义，最终将太平天国、捻军等起义组织镇压下来。到1870年代初，内乱基本平息，清朝的政局稍微稳定，甚至有些官员开始沾沾自喜。

但列强的侵略并没有停歇，沙俄在西北地区利用回乱迅速扩张，抢占了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包括伊犁。面临这种形势，李鸿章首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作为洋务派的代表，李鸿章向慈禧上书，提出加大海防力量的建议，并拉上了其他几位总督来加强说服力。他的方案包括增加军费、购买军舰等措施，但他提出的一个观点尤为极端——放弃新疆，不与沙俄在西北展开过多的纠缠，把有限的力量和经费集中投入海防。

李鸿章用明朝时期的策略举例，称明朝曾放弃努尔干、河套等地，造成了塞外土地的丧失。他主张，清朝可以放弃新疆，将资源集中在海防上。这一言论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左宗棠，作为塞防派的代表，立刻于1875年做了专题汇报，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左宗棠指出，塞防派并非反对海防，而是强调两者并重。他坚决认为新疆不能放弃，因为新疆不仅关乎蒙古的安全，也直接影响到北京的安全。

左宗棠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支持，甚至海防派的一些官员也开始动摇。慈禧最终表态支持左宗棠的立场。随着局势的变化，李鸿章感到威胁，于是他放弃了政治斗争，转而对左宗棠进行人身攻击，声称左宗棠的行为是为了积攒军力，图谋西北地区的军阀地位。

然而，最终，军机大臣文祥决定支持左宗棠，决定收回新疆。尽管如此，塞防派的情况依旧艰难，因为清朝只提供了200万两军费，其余的800万两需要左宗棠自己解决。为了筹措资金，左宗棠通过胡雪岩等人向英德借款。

左宗棠的成功可谓是注定的。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西北打了一个胜仗，不仅收回了新疆，还成功夺回了沙俄占领的伊犁。虽然部分领土丢失，但与清朝失去的其他领土相比，左宗棠为国家民族立下了大功。作为塞防派的代表，左宗棠始终坚守主战立场，在面对列强时毫不退缩，堪称名副其实的主战派。

而李鸿章则完全是求和派的代表。无论是在甲午战争还是中法战争中，李鸿章的态度都暴露无遗。洋务运动使得清朝建立了四支现代化的海军，然而海军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令人失望，李鸿章的干预导致福建和南洋水师遭到毁灭性打击。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因保存北洋水师的私利，避战错失良机，最终导致全军覆没。1896年，他更是在中俄密约中，与俄国交易，私下收取了300万卢布，牺牲了东北的利益。

这些事件都表明李鸿章的私欲远大于国家利益，他并非为了国家着想。而左宗棠则完全不同，他在65岁时依然没有放弃捍卫国家利益的责任，实实在在为国家与民族立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