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简单地称大唐时期的胡人为“外国人”，这个概念太现代化了。大唐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而帝国的特性之一就是统治范围内存在不同文化认同的民族。因此，以汉人为主体的大唐，自然会起用许多胡人将领和官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历史传统的关中本位、李世民的政治主导以及对外战争的羁縻安抚。

一、历史原因：关中本位

北周和隋朝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与历史形成的关中本位密切相关。北周和隋朝继承了北周、西魏的治国经验，通过解决长期存在的胡汉矛盾，实现了政治整合。

五胡乱华时期，胡汉关系错综复杂：

- 后赵政权以胡人为统治阶层、汉人为奴隶，结果遭到冉闵大规模反抗，胡人统治失败。

- 前秦试图民族融合，但支柱力量的氐人削弱，其他胡人部落强悍，最终在淝水之战中崩溃。

- 北魏的汉化改革虽有成效，却因六镇起义而导致东西魏分裂。

面对胡人压迫不行、胡汉融合不行、胡人汉化不行的局面，宇文泰出手建立西魏。他采取策略：一方面表面胡化以争取胡人、实际汉化以安抚汉人；另一方面通过精英阶层的局部胡汉融合代替全面融合，形成新的统治阶层——关陇集团。通过通婚等手段，这一集团有效解决了胡汉矛盾，使北周和隋朝实现了天下统一。

到了隋炀帝时期，关中本位的优势未被充分利用，他偏向关东，迁都洛阳、开凿大运河，最终导致隋朝动荡，而唐朝则继承并强化了关中本位，特别是在官僚体系中体现出胡汉融合的传统。

二、当世原因：李世民主导

李世民在中原称皇帝，在草原则称天可汗，这种“双重身份”反映了他对不同地域的统治策略。皇帝称号适用于中原，天可汗称号适用于草原部落，这样既能输出秩序，又降低治理成本。

李世民重视名号与治理的关系，“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在草原与西域的统治中，通过册封和称号确保合法性。公元647年，大唐已控制东突厥、薛延陀、回纥、吐谷浑等地区，李世民总结治理经验，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体现了对汉人和胡人的一视同仁。

在这种政策下，大唐任用胡人官僚、重用胡人将领，不分华夷。例如契苾何力，虽族人叛投薛延陀，他誓死效忠大唐，甚至以割耳表明忠心，体现了李世民治下胡人将领的忠诚与地位。

三、开疆战争与羁縻安抚

大唐疆域辽阔，单靠汉人官僚治理不现实，因此必须重用胡人官僚和将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胡人将领，分别担任唐朝左、右领军及刺史级官员，统领边疆事务。

李世民通过羁縻治理，使边疆部落和王族臣服：封官拜爵、赐旗印绶，既输出武力，又输出秩序。这种治理方式不仅适用于被征服的东突厥、薛延陀，也延伸到西域和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唐高宗时期，大唐进一步拓展高丽、西突厥，甚至一度建立波斯都护府，这些辽阔土地都需要胡人官僚和将领参与治理。

总结

大唐是帝国，帝国特性决定了文化多元与疆界灵活。任用胡人官僚与将领，是历史传统、李世民主导政策以及开疆战争的羁縻安抚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胡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外国人”，而是大唐帝国多元治理结构的一部分，是胡汉融合的自然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