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周铜器铭文《史墙盘》《逨盘》是迄今所见中国古代最早的述史作品。其王朝史叙事与家族史叙事具有连贯性，不仅将中国早期史学出现连贯性历史叙事的时间由春秋末期上溯至西周中期，而且其前后叙事所呈现的长达数百年的历史纵深体现出中国早期史家在连贯性历史叙事方面，很早就形成了宏大格局。《史墙盘》《逨盘》在提供两篇首尾完整的王朝史和家族史作品的同时，还分别开创了王朝史、家族史分述与合述的两种叙事模式。这种述史实践的多样性尝试，反映出中国早期史家在历史叙事领域极富创造精神。此外，《史墙盘》《逨盘》家史、国史并述的叙事结构，借由周之史官传统对秦汉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两篇述史铭文体现了沟通历史与现实的“通史”意识，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学术遗产之一。

西周铜器铭文包含丰富的历史叙事因素。《史墙盘》和《逨盘》无疑是述史铭文中最为突出的两篇。《史墙盘》的作者史墙，本身就是一位西周王朝史官，这对人们了解西周史官在历史叙事方面的成就和特色，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案例。关于这两篇铭文的字词考释与研究，已有学者做了大量工作，[1]为进一步探讨这两篇铭文的述史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学界以往主要对铭文所反映的政治、世系和宗法等问题进行探讨，对铭文所体现的历史叙事特点尚缺乏深入认识。本文试对此做专题讨论，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多样性叙事结构与前所未有的述史纵深

史墙盘是西周中期的铜器，而逨盘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铜器。虽然两器铭文都是西周时期罕见的长篇述史作品，但两者的整体篇章结构及述史部分的行文方式有较大不同，反映出西周时期的历史叙事在形式上已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为便于讨论，兹将两篇铭文移录如下：

曰古文王，初盩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会受万邦。讯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畯民，永丕恐狄、虘、髟，伐夷、童。宪圣成王，左右绶会刚鲧，用肇徹周邦。渊哲康王，遂尹亿疆。宏鲁昭王，广

楚荆，唯贯南行。祇景穆王，型帅宇诲。申宁天子，天子恪缵文武长烈，天子眉无害，

祁上下，亟熙宣谟，昊照亡斁。上帝后稷匡保，授天子绾命、厚福、丰年，方蛮亡不见。静幽高祖，在微灵处。越武王既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俾处。通惠乙祖，逑匹厥辟，远猷腹心，兹纳粦明。亚祖祖辛，甄毓子孙，繁祓多釐，齐角炽光，宜其禋祀。舒迟文考乙公，竞爽得纯，无扰农穑，岁稼唯辟。孝友史墙，夙夜不驰，其日蔑历，墙弗敢沮，对扬天子丕显休令。用作宝尊彝，烈祖、文考式授墙尔

福怀祓禄，黄耇弥生，堪事厥辟，其万年永宝用。 [2]

逨曰：丕显朕皇高祖单公，桓桓克明慎厥德，夹绍文王、武王达殷，膺受天鲁命，匍有四方，并宅厥勤疆土，用配上帝。越朕皇高祖公叔，克逑匹成王，成受大命，方狄不享，用奠四国万邦。越朕皇高祖新室仲，克幽明厥心，柔远能迩，会召康王，方怀不廷。越朕皇高祖惠仲盠父，盩龢于政，有成于猷，用会昭王、穆王，盗政四方，翦伐楚荆。越朕皇高祖零伯，粦明厥心，不弛[厥]服，用辟恭王、懿王。越朕皇亚祖懿仲，往谏言，克匍保厥辟孝王、夷王，有成于周邦。越朕皇考恭叔，穆穆趩趩，龢訇于政，明齐于德，享辟厉王。逨肇纂朕皇祖考服，虔夙夕，敬朕死事。肆天子多锡逨休，天子其万年无疆，耆黄耇，保奠周邦，谏乂四方。王若曰：逨，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则繇唯乃先圣祖考夹绍先王，爵勤大命。今余唯经乃先圣祖考……逨臣天子，子孙孙永宝用享。[3]

从铭文的整体篇章结构看，《史墙盘》的结构比较单一，《逨盘》则明显是两个主题并列的结构。《史墙盘》铭文的主体部分，由王朝史和家族史构成。铭文的最后虽有史墙自述并称颂王休、祈求福佑，以及一些自勉自励的文字，但字数很少，不足与前面的述史部分相比。同时，史墙自述的内容也可被视为家族史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史墙盘》通篇铭文都是述史，整个盘铭的叙事主题只有一个。《逨盘》则与《史墙盘》不同，其全篇明显包括两大部分。前一部分述史，自“逨曰”始，历述文王、武王、成王和康王等史事，一直到宣王止，几乎纵贯整个西周王朝。后一部分自“王若曰”始，是记述周王对逨的一次册命，与西周时期的大多数册命铭文的形式和内容完全一致。因此，该篇铭文的篇章结构可以明显区分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述史，后一部分记录册命。从直观上看，前后两部分似乎并没有直接关联，两部分内容合在一篇铭文中显得十分突兀。当然，也可以将前面的述史部分视作宣王对逨所说的“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则繇唯乃先圣祖考夹绍先王，爵勤大命”等内容的详细解释。不过，这样的解释会因前部分内容篇幅过长，从而显得整篇铭文头重脚轻。因此，将铭文按内容区分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部分更为妥当。

两篇铭文在各自的述史部分，结构上也有明显不同。《史墙盘》述史，对国史与家史做了严格区分。其前段述王朝史，自文王始，至恭王止，涉及7位周王。其后段述家族史，自高祖始，历烈祖、乙祖、亚祖、文考，至史墙本人终，前后共6位。家史与国史在篇章上各自独立，互不干涉。《逨盘》则与之不同，它将家史糅合在国史中叙述，使家族史叙事不像《史墙盘》那样具有独立性。例如，逨述其高祖单公事迹，称“丕显朕皇高祖单公，桓桓克明慎厥德，夹绍文王、武王达殷，膺受天鲁命，匍有四方，并宅厥勤疆土，用配上帝”。其述皇高祖公叔事迹，称“越朕皇高祖公叔，克逑匹成王，成受大命，方狄不享，用奠四国万邦”。即使因推行暴政而被国人驱逐的厉王，也仍是逨述其父考事迹的核心：“越朕皇考恭叔，穆穆趩趩，龢訇于政，明齐于德，享辟厉王。”从历史叙事内容看，《史墙盘》的家族史叙事，独立行文，能提供其家族历史的特殊内容。而《逨盘》则因与王朝史深度绑定，其家族史失去了独立性，因而不能提供更多的具体史料。从先秦史研究的角度讲，两种家族史叙事有史料价值的高低之别。但从历史叙事的形式看，两篇铭文分别提供了不同的家族史叙事样式，其史学史价值完全一致，都是西周时期家族史叙事领域多样性成就的具体例证。

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两篇铭文尽管叙事内容简单，但其连贯叙事所达到的历史纵深是前所未有的。《史墙盘》述西周史，共历七位周王，前后近二百年；《逨盘》述西周史，更是有三百年左右的时间跨度。在现存西周或更早期的文献中，我们已找不到如此纵深的连贯历史叙事。《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竹书纪年》等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史学文献出现后，这一连续叙事的时间记录才被打破。像《尚书》《逸周书》中的篇章，绝大多数都是记一时一事。《逸周书》中的《史记》篇是专门介绍历史教训的特殊文献。它所涉上古部族或早期国家甚多，包括屡见于其他传世文献记载的有虞氏、共工氏、夏后氏、有扈氏、有巢氏、殷商等，还有很多出现次数很少甚至是仅见于该篇文献的早期邦国，历史内容十分丰富。但该篇文献记述这些早期文明实体，仅仅是总结其亡国、失败教训，所述史事之间并无时间上的连贯性。因此，尽管其所涉时间远不止二三百年，但却并不能构成一个历史叙事语境下的时间纵深，与《史墙盘》《逨盘》的连贯叙事不可同日而语。《逨盘》几乎提供了一篇西周时人对本朝历史的完整叙事，这在《史记》之前，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为西周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对研究西周时期历史叙事成就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现存最早的王朝史及其叙事成就

虽然《史墙盘》与《逨盘》每篇字数不过二三百字，但是它们都是西周时人述西周史，史料价值极高。一方面，铭文所提供的西周史研究材料弥足珍贵；另一方面，铭文对西周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总结凝练而精准，这对研究西周时期王朝史叙事的史学成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关于文王、武王的事迹，《史墙盘》云：“曰古文王，初盩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会受万邦。讯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畯民，永丕恐狄、虘、髟，伐夷、童。”铭文指出了文王在王朝创建过程中的奠基地位。“上帝降懿德大屏”，指文王受命。“匍有上下，会受万邦”，指文王已经获得了大量诸侯邦伯的支持。《论语·泰伯》载孔子说武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4]又《逸周书·程典解》云：“维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5]《逸周书·酆保解》又说：“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6]距周文王、武王不过二百年的《史墙盘》，无疑为上述传世文献的记载提供了确凿证据。尽管万邦、六州、九州之说可能不尽属事实，但作为一种修辞，言周已得到众多诸侯邦伯的支持，并在克商之前已结成强大的方国联盟，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鼎革可以以秦汉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前后两个阶段王朝鼎革的政治逻辑是不同的。秦汉以后的王朝鼎革，是一个新兴的政治势力彻底击败一个旧的政治势力，建立对天下的完全统治。被击败者即使获得一些新兴王朝的优待，也绝无可能仍作为一个政治势力在新兴王朝中拥有独立的政治地位。而秦汉以前的王朝鼎革，是一个新兴的政治联盟击败另一个旧的政治联盟，建立对天下的联合统治。当然，在这个联合统治集团中，有主有次，不是大民主式的联合统治，但绝做不到某一政治势力能够对天下实现秦汉以后的那种完全统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以诸侯之长与诸侯之君区分殷、周王朝，[7]这易使后人忽视殷、周王朝在政治逻辑和统治模式方面的共通性。其实，《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对晋文公说：“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先王岂有赖焉。”[8]这才是对殷周时期共有的王朝统治模式的准确描述。正因如此，旧联盟的“盟主”仍然可以在新兴王朝中获得独立的政治地位，参与到新的政治联盟之中，甚至因为其原来的“大邦”实力和地位，在新的政治联盟中取得较其他政治实体更高的政治地位。在传世文献中作为“三恪”存在的夏、商等前朝后裔，他们在新王朝中的实际政治地位，与秦汉以后假借“三恪”之名虚封的前朝后裔不可同日而语，就是这种政治逻辑的体现。《史墙盘》之“匍有上下，会受万邦”，为研究殷周时期的统治模式和政治体制提供了重要史料，对理解传世文献有关周人克商之前的实力描述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资料。

武王克商是传世文献对武王功业的主要记述，也可称是仅有的记述。《史墙盘》却记载武王“遹征四方”，这就提供了研究武王功业的另一种说法。铭文“征四方”显然并非虚指，它在描述武王“达殷畯民”即克灭殷商之后，又记武王“永丕恐狄、虘、髟，伐夷、童”，即武王还曾征伐或镇抚过夷、狄等周边势力。这些内容就是对前文“征四方”的具体描述。《史墙盘》这一记述，无疑揭示出更多武王时期的历史事实，丰富了我们对武王时期王朝政治、军事发展情况的认识。与《史墙盘》相比，《逨盘》合述文王与武王，相对简单：“丕显朕皇高祖单公，桓桓克明慎厥德，夹绍文王、武王达殷，膺受天鲁命，匍有四方，并宅厥勤疆土，用配上帝”。虽然它没有具体记载到“永丕恐狄、虘、髟，伐夷、童”的程度，但是提到了“匍有四方”，又强调“宅厥勤疆土”，显然也是对武王克商之后大规模地开疆拓土的记述，与《史墙盘》可以相互印证。

关于成王事迹，《史墙盘》称“左右绶会刚鲧”，当指成王得周公、召公辅助。《书序》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9]“肇徹周邦”，徹即通，指成王实现了对西周王朝的全面统治。《逨盘》“方狄”即“旁剔”，[10]“方狄不享”意指大规模地击败那些不臣服周人统治的地方族群，所以后文紧接着称“用奠四国万邦”。《逨盘》“用奠四国万邦”与《史墙盘》“用肇徹周邦”同义，皆指建立了西周王朝的全面统治。只不过两篇铭文强调西周实现全面统治的手段不同，《史墙盘》强调的是成王得周公、召公辅佐，而《逨盘》强调的是成王大规模地采用军事手段击败那些不愿臣服的地方势力。关于康王的事迹，《史墙盘》仅称“遂尹亿疆”，《逨盘》亦仅称“方怀不廷”。无论是“遂尹亿疆”，还是“方怀不廷”，都未言及康王实际的功业。《史记·周本纪》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11]众所周知，成王之时，天下尚未彻底安宁。除周公摄政时的数次征伐外，成王亲政后也曾发动大规模的东征，完成了对淮夷、奄等东方邦伯势力的整合，之后又做了一些巩固王朝的制度建设工作。《书序》记“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12]等等，可见成王时，并非天下安宁、刑措不用，实际上是西周王朝进一步巩固统治的关键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王朝才真正在东部建立了统治秩序，最终实现了全面统治。《史墙盘》称成王时“肇徹周邦”，《逨盘》又称成王“方狄不享，用奠四国万邦”，正与《书序》的记载相符。而康王承成王后，王朝实力最为强盛，政治秩序也最为稳定。因此，真正的天下安宁、刑措不用的时代，正是康王统治时期。因此《书序》载康王时史事，仅记其初即位时“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和“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两条，[13]已经不见对外的大规模征伐活动。这与两篇铭文言及康王时仅称“遂尹亿疆”“方怀不廷”等守成性质的描述，亦正可相互印证。

关于昭王事迹，《史墙盘》称：“宏鲁昭王，广楚荆，唯贯南行。”或为“罷(罢)”，通“疲”，为“病”义。“广楚荆”，即疲病楚荆之义。据《左传》《史记》载，昭王南征荆楚，死于汉水，可见其没有完全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史墙盘》据事直书，不能像前边记克灭殷商那样说“达(挞)楚”，但作为王朝史官，史墙又不便记昭王死于汉水之败绩，故称“广楚荆”。而“广楚荆”也不能说不是事实，因为昭王死于汉水，并非军事上为荆楚所败。《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卒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14]昭王后期，至少有两次南征，[15]其时王朝的实力对荆楚显然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史墙盘》称昭王时“广楚荆”当然也是历史事实。

在西周中期诸王中，穆王的事迹比较丰富。《国语·周语上》记穆王征犬戎，《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16]《穆天子传》极尽穆王巡游时的宏大排场，虽不免小说家言的风格，但所记内容亦当有所本。史墙为恭王时期的史官，对这些事件不可能毫无所知。但这些事迹显然不是穆王的善政，因此无法出现在王朝史官的史述中。故《史墙盘》述穆王事迹最为简单，仅“型帅宇诲”四字，言其足以为后世的表率。不过，这个表率当然不是指其统治前期的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而是指其在统治后期勇于悔改、善于听从臣属意见，并积极吸取前人统治经验这些足为后人楷模的事迹。《逸周书》及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均有《祭公》篇，详记穆王恳请祭公留下临终遗言之事。《逸周书·史记》篇又述穆王与左史戎夫总结历史上的亡国教训之事。《尚书》有《吕刑》篇，《书序》云：“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17]《尔雅·释诂》：“命，告也”，“训，道也”。[18]该篇是穆王向吕侯求问夏王朝法制故事而形成的上古口述文献。《说文·言部》云：“诲，晓教也。”段玉裁注：“晓教者，明晓而教之也。训以柔克，诲以刚克。”[19]因此，穆王所谓“型帅宇诲”，当指穆王在充分听取臣属建议和吸取前人统治经验之后，再发布晓告天下。清华简《祭公》文末载穆王听受祭公临终遗言后，“王拜稽首举言”。[20]“举言”即“称言”，即盛赞祭公之言。显然，祭公临终时对穆王训诫的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其后又必为穆王宣告天下。《史墙盘》称穆王“型帅宇诲”，反映的正是穆王晚期统治的这一重大转变。此外，《史墙盘》对穆王如此记述，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出当时的王朝政界和政治舆论对穆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统治，已经持否定或批评态度。此种“不述”，在当时看来，实际就是表达了某种政治态度的“述”。

《逨盘》记述昭王、穆王时期的历史，与《史墙盘》高度一致，唯记“伐楚”一事：“越朕皇高祖惠仲盠父，盩龢于政，有成于猷，用会昭王、穆王，盗政四方，翦伐楚荆。”这反映出伐楚是此期王朝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两篇铭文的差别在于，《史墙盘》将伐楚一事落实在昭王时期，而《逨盘》则含糊其辞，将伐楚放在了整个昭王、穆王时期。若穆王曾伐楚并取得胜利，就是为父考昭王复仇，政治意义尤为重大，《史墙盘》不会不予以记述。从《史墙盘》记述穆王时期丝毫不提及此事，却“务虚地”强调穆王“型帅宇诲”来看，穆王或者并没有发动为其父昭王复仇的伐楚战争，或者小试而无胜绩，知道暂时尚无彻底压服荆楚的实力，因而作罢。总体上看，自西周中期以后，西周王朝一直未对荆楚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也无荆楚北上骚扰王朝的记载，王朝的南部边境总体上比较平静。铭文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

《史墙盘》述史至史墙所服事的恭王止。对恭王，史墙当然不吝夸耀与恭维之词。仅从文字数量上看，描述恭王的文字是最多的，但这些文字并没有太多确定的历史内容，祈愿的性质更突出，已不是实际述史，但它将王朝史的叙事一直延伸到史墙所生活的“当下”，这种贯通历史与现实的“通史”意识很值得重视。

《逨盘》叙事一直延伸到宣王时期，但自恭王以后，皆不述王朝的重大事件，所述唯其家族的祖先事迹。前述有关周之诸王，于某王之后，一定会列举王的事迹，如文武之“达殷，膺受天鲁命，匍有四方，并宅厥勤疆土，用配上帝”等。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之后，亦皆有此类文字。而自恭王之后，周王均无确定事迹可言。其于孝王、夷王之后，虽有所谓“有成于周邦”之语，但所言显非实事，只是虚誉套话而已。其关于宣王所述，也都是祈愿之语，实际的史事内容很少。

《逨盘》自恭王以下的这种叙事面貌，应与西周王朝政治史的实际状况密不可分。因为自恭王以下，王朝的政治没有重大突破，没有可供史臣们炫耀王业的丰功伟绩，甚至可以说每况愈下，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再有生花的妙笔，也总结不出有实际内容的正面事件可以叙述了。按《国语·周语上》载恭王的一则事迹，就可以反映恭王时期王朝政治的荒淫：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21]

此文表面上是讲“小丑备物，终必亡”这个道理，但《国语》编者将密康公的故事置于西周诸王之中，在体例上明显与前后文无法统一。实际上，这正是《国语》编者“寓论断于叙事”的高明之处。它讲的虽然是密康公“小丑备物，终必亡”的故事，实际却是在揭露恭王的残暴与无耻。因此，从另一个层面看，尽管《逨盘》于恭王之后不述王朝具体史事，但这种不述，亦正是叙事的表现手法之一。当然，《逨盘》的作者未必有如此深刻的政治用意，但他这种客观上的不述，正起到了另一种主观叙述的效果，同样反映出西周中晚期之后王朝政治史的状况。

三、现存最早的家族史及其叙事成就

除王朝史外，《史墙盘》《逨盘》还提供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家族史文献。两篇铭文都有丰富的家族史叙事内容，并与王朝史叙事相并行。这不仅在西周时期的各类文献中绝无仅有，而且其叙事体量和细节记述即使在整个先秦时期也很难找到可以与之媲美的篇章。此外，这两篇家族史叙事在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反映出历史叙事在家族史这个并不大的领域内也有了多样性发展。

《史墙盘》家族史叙事在王朝史之后另起一段。其述史自史墙高祖始，“静幽高祖，在微灵处”。尽管文字不多，但记述了家族史叙事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族源及高祖所居之地。对先祖所居之地的记述是家族史叙事的核心内容之一。清华简《楚居》就详记楚人的居处和迁徙，自远祖季连始，一直到楚悼王止，前后共有二十三位楚公和楚王。[22]《世本》中亦有《居》篇，记述了帝、王及诸侯的居处所在，可见这也是中国早期史学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从目前所见资料看，《史墙盘》的时代无疑最早，对家族史的研究及中国早期史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史墙盘》“越武王既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记述了武王克商之后，微史家族的一次重大抉择——加入新兴统治集团。从其所述烈祖得见武王，又有“周公舍宇”，即安排定居之处看，微史家族的势力不容小觑。这或者是因为家族规模比较大，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集团；或者是因为其家族本为巫史一系，所从事的职业特殊，负有沟通天人之权与责，同时又掌握了文字这一先进的信息载体，周人自不能不对其青睐有加。章太炎曾指出先秦古国可分两类，一类守社稷，一类守神祀。[23]微史家族，似可归入神守之国一类。《国语·鲁语下》云：“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24]微史家族能够得到周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当与其家族世职神守，由此掌握了“足以纪纲天下”的话语权有关。另，盘铭述家族史，首谓其高祖“在微灵处”，亦有学者认为“灵处”即指史墙之高祖所从事的是与神巫之事相关的职业。[25]

自微史家族加入西周王朝统治集团之后，其家族史遂与王朝发展史结合在一起。盘铭记“通惠乙祖，逑匹厥辟，远猷腹心，兹纳粦明”，述其乙祖得任王朝官员，为王朝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亚祖“甄毓子孙，繁祓多釐”，讲的是其家族在亚祖祖辛时期，子孙繁育，上天多予福禄，家族规模及子孙支系发展迅速，所以称祖辛“宜其禋祀”，即谓其广受后世子孙之祭祀。史墙又述其父“舒迟文考乙公，竞爽得纯，无扰农穑，岁稼唯辟”，得受周王大量赏赐，并成为周王之心腹。

《逨盘》家族史叙事表现出与王朝史绑定在一起的突出特点，所有祖先叙事皆突出其人助时王建立功业的内容。如逨之高祖单公，其事迹即“桓桓克明慎厥德，夹绍文王、武王达殷，膺受天鲁命，匍有四方，并宅厥勤疆土，用配上帝”；其高祖公叔的事迹，即“克逑匹成王，成受大命，方狄不享，用奠四国万邦”，等等。逨的祖先叙事，实际上淹没在王朝叙事之中。这可能是由于逨的祖先在先王时代并没有什么特殊功绩可以叙述。其实，《史墙盘》的祖先叙事，虽然独立成章，但是在王朝时期，除了述其亚祖祖辛时期子孙繁育较为特殊，当为实事外，其余祖先的事迹，在内容上也有与王朝史绑定的特点。如其乙祖事迹，所谓“远猷腹心，兹纳粦明”，其父考事迹，所谓“竞爽得纯，无扰农穑，岁稼唯辟”等，都不是有实际内容的历史叙事，不过是对祖先的一种赞语。这并非叙事者主观为之，而是由家族史的客观情况所造成的。

不同于王朝史的大事频出，家族史除了几个重要关头，往往都“乏善可陈”，想写出一部跌宕起伏的家族史，显然缺乏史料支撑。在这种条件下，与王朝史作深度绑定，自然就成为高等级贵族家族史书写的重要路径。因此，《逨盘》通篇祖先叙事与《史墙盘》自进入王朝之后的祖先叙事，都基本上舍此而无其他选择。当然，《史墙盘》的家族史叙事内容更加丰富，它所记述的微史家族的远祖、烈祖事迹，是《逨盘》所不具备的。其记述祖辛时期的子孙繁衍，也颇具家族史的特点。总之，《史墙盘》与《逨盘》提供了西周时期家族史叙事的不同样本，它们之间既有共通性，又各具特点，由此展示出这一时期家族史叙事的多样性。

在与王朝史绑定的家族史叙事中，为臣者的政治伦理自然成为贯穿所有叙事的核心内容。它具体又包括德与才这两个最基本的方面，这一点在《逨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在德的方面，对皇高祖单公则言其“桓桓克明慎厥德”，对皇高祖公叔则言其“克逑匹成王”，对皇高祖新室仲则言其“克幽明厥心”，对皇高祖零伯则述其“粦明厥心”，对皇考恭叔则述其“穆穆趩趩”“明齐于德”等。而在才的方面，如对皇高祖新室仲则述其“柔远能迩”，对皇高祖惠仲盠父则述其“盩龢于政，有成于猷”，对皇亚祖懿仲则述其“往谏言”，对皇考恭叔则述其“龢訇于政”等等。还有个别地叙述其人勤于政事的内容，如对皇高祖零伯言其能“不弛[厥]服”。《史墙盘》在进入王朝之后的祖先叙事中，亦不离这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如对乙祖，述其“逑匹厥辟”，是言其德，述其“远猷腹心，兹纳粦明”，则是言其才。而对于文考乙公，述其“竞爽得纯”，则主要是言其德。

四、家、国并述的叙事结构与贯通古、今的“通史”意识

《史墙盘》和《逨盘》提供了有关西周王朝史和早期家族史的两篇叙事作品，同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叙事纵深，它们在以下两个方面所取得的史学成就也很值得关注。

其一，《史墙盘》《逨盘》首创了家、国并述的历史叙事模式。秦汉时期，史家们在叙述国史的同时，往往会给家史的叙述留下单独的篇章。《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及《汉书》中的《叙传》都包括了作者自述其家史的大量内容。《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司马氏之起源：“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26]又《汉书·叙传》述班氏之起源：“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子文初生，弃于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谓乳‘榖’，谓虎‘於檡’，故名榖於檡，字子文。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27]两者均堪称家史叙事的典范作品。《史墙盘》《逨盘》的发现，无疑将这一历史叙事形式的源头上推到西周时期。显然，太史公司马迁作为上古史官文化的最后一位继承者，将西周时期出现甚至可能是流行的叙事形式延续到了汉代，之后又为班固所模仿，形成了秦汉时期史家叙事的一种独特景象。

中国早期文明时期，能够绵延数百年之久的家族对王朝及邦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普遍推行的是以周王(在王朝范围内)或诸侯(在邦国范围内)为中心的大家族联合统治的政治模式。《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言“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28]正是对这种政治模式的准确描述。《国语·齐语》载管仲在齐国推行新政，设置15个士乡，齐侯、国氏、高氏各掌五乡；又制三军，齐侯、国氏、高氏亦各掌一军，也是这种联合统治的表现。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家族史叙事自然获得了与王朝史同一层面的叙事地位，并由此形成家、国并述的历史叙事模式。只是自秦汉以后，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家族势力在政治领域的影响被大大压缩，甚至成为某种政治禁忌，与此同时，家族史叙事也就再难获得与王朝史同等的地位。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已是这一上古历史叙事模式的绝响。不过，由于《史记》的影响实在太大，因而在稍晚一点的东汉，这一叙事模式仍为班固所模仿。当然，由于它已不具备任何延续下去的社会政治基础，因此，《汉书·叙传》最多只能视作这一上古文化传统的一声余响，其后史家叙事，就很难再将这种兼述家族史的传统延续下去。

其二，《史墙盘》《逨盘》皆具有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通史”意识。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叙事，有所谓“通史”“断代史”之区分。断代史一般是以某一朝代为叙事单元，通史则打破这一叙事单元，将不同朝代连贯起来形成更大的叙事规模。刘知幾将《史记》作为通史的典范，而将《汉书》作为断代史的代表。实际上，传统史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通史”精神，就是打破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将现实作为历史的直接延续，从而实现从过去直到叙事者之当时的连贯叙事。其中所蕴藏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学文化内涵，值得深入研究。换句话说，在西哲先隔断历史与现实，再致力将历史与现实打通之前，中国传统史家事实上就一直秉持着融通历史与现实的史学实践，他们实际未将历史与现实视为二物。《史记》叙事一直到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就是这种融通历史与现实的典范。《汉书》虽是断代史的代表，但其《叙传》篇述班氏家史，也一直书写到班固所生活的东汉时期。其中所蕴含的“通史”意识，因其过分鲜明的“断代史”标签，一直为学者所忽视。司马迁和班固在撰写《史记》《汉书》这两部史学作品时，当然是“现实的存在”；同时，在他们的史学作品中，又都成为自己所书写的“历史的存在”。如往前追溯，这一传统自然会在孔子所编定的《春秋》中找到它的源头。而《史墙盘》《逨盘》则提供了更早时期的西周史料，足以证明这一贯通历史与现实的“通史”意识，远在中国传统史学的萌芽阶段，就已成为历史叙事中的一种主导性原则。

结语

《史墙盘》与《逨盘》作为西周时期罕见的长篇述史铭文，反映了其时的历史叙事已取得重要进展。《史墙盘》包括王朝史与家族史两个部分，家族史附于王朝史之后，两者之间界限明显。《逨盘》在历史叙事结构方面与《史墙盘》不同，其述史部分历述西周不同王世的史事，同时叙述器主先人在不同王世的事迹，是国史、家史相糅合的叙事方式。两篇铭文均是西周时人述西周史事，对西周不同历史阶段特征做了简明准确的概括，反映了其时的王朝史叙事已取得了不俗成就。此外，两篇铭文还提供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家族史文献，创造了王朝史、家族史分述与合述两种叙事模式，反映了西周时期家族史叙事方式的多样性。

《史墙盘》《逨盘》将王朝史与家族史叙事融为一体，显示中国古代史学连贯性历史叙事的出现时间可上溯至西周中期。两篇铭文虽仅数百字，但囊括了数百年的历史纵深，体现出中国早期史家在连贯性历史叙事方面很早就形成了颇为宏大的格局。此外，《史墙盘》《逨盘》家史、国史并述的叙事结构，通过周代史官传统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两篇铭文打通历史与现实，具有“通史”意识，此亦是传统史学的重要遗产。

总的来看，《史墙盘》和《逨盘》不仅提供了简明翔实且极具历史纵深的西周王朝及贵族家族史，而且传统史学之家史、国史并述的叙事结构以及贯穿古今、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通史”意识，在这两篇铭文中都能找到渊源。这为中国史学传统之形成时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史墙盘》《逨盘》尽管体量不大，但其中所包含的有关中国早期史学发展阶段的学术课题十分丰富，所涉及的理论领域也非常复杂，值得学术界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的讨论。

作者简介：许兆昌，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东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徐星华，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出文献所见战国史学多元形态研究”(19BZS055)

[1]对史墙盘铭文的考释，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戴家祥：《墙盘铭文通释》，《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于豪亮：《墙盘铭文考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古文字研究》第7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101页；晁福林：《〈史墙盘〉铭文补释——兼论“成康之治”》，《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晁福林：《从史墙盘铭文看周人的治国理念》，《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等等。对逨盘铭文的考释，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2003年第6期；刘怀君、辛怡华、刘栋：《逨盘铭文试释》，《文物》，2003年第6期；王辉：《逨盘铭文笺释》，《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何琳仪：《逨盘古辞探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等等。

[2]吴镇锋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99页。笔者据相关考释成果对句读进行了调整。

[3]吴镇锋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5卷，第605页。笔者据相关考释成果对句读进行了调整。

[4](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7页。

[5]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6]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193页。

[7]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6-467页。

[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4页。

[9](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3页。

[10]何琳仪：《逨盘古辞探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11]《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1页。

[12](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第603-606页。

[13](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第609页。

[14]《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72页。

[15]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9页。

[16](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64页。

[17](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第612页。

[18](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一、卷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70、2576页。

[19](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20]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75页。

[2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第8页。

[2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81-182页。

[23]章太炎：《封建考》，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2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第213页。

[25]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26]《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989页。

[27]《汉书》卷一○○《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97页。

[2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第54页。

原载《史学集刊》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