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七年，正是每三年一次的大计考核时。江苏省有三位知县因政绩突出，被评为“卓异”。巡抚庄有恭将这份推荐呈交给吏部，不久后，吏部批文下达：武进知县张采被升任知州，句容知县何广生被调任长清知县，睢宁知县李庆云则被调任合肥知县。

虽然这三位知县的表现都很出色，但为什么只有张采被提拔为知州，其他两位却只是调任了新的职位呢？

经过御史的调查，发现这三位知县虽然都是进士出身，资历也差不多，但他们所任职的县的等级有所不同，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升迁机会。通俗地说，就是县的“等级”问题。

在中国古代，县的等级划分并非一成不变。秦汉时期，县的等级主要根据人口数量来决定，人口在一万户以上的县，设立县令，级别为一千石至六百石；而人口较少的县则设县长，级别较低。

到了唐代，县分为八等，宋代分为七等，明代则根据税粮多少将县分为“大县”、“中县”和“小县”三个等级。清代初期，县的等级继续沿袭明代的制度，但很快，顺治年间，朝廷认为单纯依靠赋税来划分县的等级并不科学，产生了很多问题，因此决定重新设定标准，依据各地政务的繁简程度来划分县的等级。

进入雍正时期，清朝的县级划分变得更加规范，明确了“冲”、“繁”、“疲”、“难”四种县情。这四个字分别代表：交通要地（冲）、政务繁忙（繁）、税赋拖欠（疲）和民风暴乱（难）。按照这个标准，吏部会对各县知县的任职情况进行划分，并给予相应的评定等级。

根据《大清会典》的记载，四字“最要缺”和三字“要缺”的县，属于“题缺”和“调缺”，也就是说这些县的知县是由地方督抚提名并请示批准的；而“中缺”和“简缺”的县，则是由吏部选拔和任命的。

具体来说，四字“最要缺”县的数量较少，例如：顺天府的大兴县、宛平县，江苏的吴县、元和县等。雍正年间，很多县的等级在不同朝代的变化中有所调整，比如浙江石门县就经历了从“冲、繁、难”到“冲、繁”的变化。

通常，初次被任命为知县的，都会被安排在“简缺”或者“一字简缺”的职位，这类知县在大计考核中表现优异，才有机会升职。如果表现更加出色，则可以被提拔为“中缺”或“要缺”的知县，最后才可能升到“最要缺”的职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武进县的知县张采升任了知州，因为武进是四字“最要缺”的县，而句容知县何广生和睢宁知县李庆云的县则分别为两字“中缺”和“简缺”，因此只能调任其他职位，而无法直接升任知州。

然而，如果知县是翰林出身，情况则不同。翰林通常是朝廷派往各地历练的官员，往往不需要经历如此严格的晋升过程，他们在地方上积累经验后，很有可能直接被提拔为省级大员或调回京城。

另外，县的等级划分也是地方督抚与吏部争夺权力的一个焦点。比如，四字“最要缺”和三字“要缺”的县，知县的任命权在地方督抚手中，而二字“中缺”和“简缺”的县，任命权则属于吏部。为了争取这些任命权，督抚们有时会将一些“简缺”县的知县升格为“要缺”县，但这些调整往往需要得到皇帝的批准，朝廷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权衡。

到晚清时期，地方督抚的权力大增，县级的任命制度开始松动，许多地方官员的任命和提拔，变得更加由地方势力所主导。

总的来说，清代的知县升迁并不容易，必须按部就班，层层晋升，很少有直接升任更高职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