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这位开国大将,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当时,他是起义部队第25师的排长。虽然排长在军队中职级不高,但在那个时代,尤其是我党刚开始组建正规军时,能够担任连排级干部已经算是相当了不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南昌起义时,粟裕只是一名班长,甚至连许光达都不如;而“四野”统帅“101”也不过是连长,职务比许光达高了一级。可以说,许光达的职务并不低。
然而,说到授衔时,就有一个特别的情况。许光达参加南昌起义时,25师的师长是周士第,按理说,周士第的职务要比许光达高得多。但令人意外的是,直到1955年,周士第才被授予上将军衔,而许光达已经成了大将。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许光达和周士第的关系并不简单。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许光达和周士第已是平级干部,都在同一个野战军体系中任职。许光达担任解放军第2兵团司令员,而周士第则是第18兵团司令员。他们两人都在彭老总的指挥下,是第一野战军的将领,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许光达和周士第都被评为正兵团级干部,按理说,他们的军衔应该差不多。然而,许光达的任职经历与众不同。他曾在红二方面军和一野工作过,尤其是代表两大山头的背景,为他赢得了独特的优势,其他将领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平衡山头,许光达的军衔比老上司周士第高一些。
不过,即便有这些优势,要想从排长一路晋升为师长,许光达还是经历了许多艰辛,而这背后,周士第的特殊经历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晚年的周士第曾坦言,他的军事生涯有一个大遗憾——南昌起义后,那段他表现得“不够坚定”的时光。
其实,周士第的资历深厚,远不止是许光达的上级那么简单。周士第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员,曾在中山先生生前担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副队长,后来晋升为队长。值得一提的是,铁甲车队就是我党第一支武装力量,后来演变为铁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周士第之所以能在25师担任团长、师长,和他的早期资历密不可分。
至于周士第提到的“遗憾”,指的是1927年三河坝之战后,他坚持去香港向党组织汇报工作。朱德劝他不要去,因为部队南下时困难重重,25师的官兵对他很依赖,若他离开,队伍会更难。但是周士第还是去了香港,之后他生病并且在南洋治疗,耽误了不少时间。在归队之前,周士第还被国民党关押,花了六年多的时间才在1933年底归队。这段时间里,红军发生了剧烈变化,周士第错过了队伍发展的关键期,也影响了他的个人地位。
如果周士第在这六年间一直在红军中服役,按理说,他建国后获得大将军衔是合情合理的,许光达可能也无法超越他。但由于他这段离队的插曲,能够重新获得组织的信任已经是幸运了,评为上将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肯定。而像段苏权、袁也烈这样有类似经历的干部,1955年只能评为少将。
总结来说,周士第虽然有过不小的遗憾,但他深厚的资历和为党所做的贡献依然获得了认可。只不过,许光达凭借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贡献,在评定军衔时,超越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