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帮他渡河,他可能先上岸再把船踹翻。
行善,是好事;帮人,是美德。但若帮得没了自己,没了家,那就不是美,而是命门。
古人讲,“善不可尽,帮人别到底”,这是实话。春秋时的文种,一腔忠诚扶越国崛起,最后换来勾践一封信,一把剑;反观范蠡,功成即退,远走高飞,成了千古商圣。
一个拼命撑人,一个聪明抽身;结局天差地别。帮人有时候不是错,但帮过头,帮错人,就可能是祸。
今天,我们不谈理论,只看几个古今实事,一起看看那些“好人”,是怎么把自己帮进坑的。
文种是谁?越王勾践的头号谋士。春秋晚期,吴越相争,越国战败,勾践沦为吴国阶下囚。那时候,整个国运悬于一线,群臣退避三舍,文种却站了出来。他安抚百姓,稳定局势,一边悄悄运作,一边谋划复兴。
他设计双计:其一,贿赂吴国权臣伯嚭,软化敌方防备;其二,献出西施,扰乱吴王心志。两策并施,越王得以安返。接下来十年,文种与范蠡共同辅佐勾践,修政、养兵、富民,把一盘散沙的越国重新打造为强国。
到了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越王终于称霸。这本该是功臣封赏的时刻,文种却收到了勾践赐来的“慰问”。一封书信,一把宝剑,只有八个字:“国家无事,子可自裁。”
他是越国的“再造者”,最后却连个体面下场都没有。
《史记》明文记载,文种受命之后“引剑自尽”,没有反抗,没有求情,只因那是君命如天。事后无追责,无举哀,历史直接翻篇。
为啥会这样?勾践疑心重,功臣威望大。文种位高权重,掌兵有策,深得人心。在勾践眼里,这就是潜在威胁。君王忌功臣,是惯例;文种“帮人到底”,没留退路,是失策。
范蠡就不一样。同样出力复国,等到吴亡国那年,他立刻告辞归隐,悄然远走。他把西施带走,化名陶朱,隐居经商。多年后,他成了富可敌国的商贾,被尊为“商圣”。
同为辅政大臣,一个自刎,一个富甲一方。关键在哪儿?文种觉得“我帮他一辈子”;范蠡知道,“我不能把命都押上”。
帮人是义气,把命交出去,那是赌命。国家赢了,但人输了;勾践笑了,文种没了。
行善不是放空自己,而是要保住命根。帮人之前,要知道自己是不是还站得住。
秦朝末年,宫廷动荡,一位太监翻云覆雨,搅得天下不安。赵高,胡亥的左膀右臂,权倾朝野。他干的事,张口吓死人:先是设计陷害蒙恬,再使李斯断头,最后连皇子扶苏都被逼死。所有人都怕他,所有人也都围着他转。
他身边有一批人,替他跑腿、传信、打压异己。这些人吃得好、住得好、风光无限,自认为靠着赵高,后半生无忧。
可赵高被灭那天,史书怎么写的?“赵高败,其亲信悉诛。”
一个字不差,干干净净。全陪葬了。
你说这些人有没有干坏事?有些是执行命令,有些根本就是附和。可只要你站在他身边,历史就算你一伙。赵高倒了,没人替你说话,连累一窝。
《金瓶梅》里也一样。西门庆仗着官场关系发家致富,敛财如麻。他手下人替他打点生意、走官场门路,一个个捞钱捞权,可到头来呢?西门庆病逝,这些人或锒铛入狱,或家破人亡。
这种“替人擦屁股”的好心人,干事的时候仗义,结果一出事,全都顶锅。
战国的孟尝君也栽过。他开门纳士,门下三千食客。有人鸡鸣狗盗救他一命,也有人吃白饭、扯后腿。等到他被人指责“朋党成灾”,其中不少“兄弟”跑得比谁都快。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你在谁身边站着,等于把命交给谁。
你以为你帮了大人物,将来能分杯羹;可你忽略了,那杯羹旁边,可能是血。跟错人,不是赔钱,是赔命。
他值不值得你托命?你是不是在替他挡刀?
东晋时期,王敦是个典型的“拼命型”官员。他一边讨好朝廷,一边筹谋私权。对上,他事晋帝如父,对晋帝家属,百般孝顺;对下,他严管家臣,装出一副清廉模样。
但王敦最后干了一件大事——谋反。失败后,朝廷清算王家,一个不留。史书记载,王敦家族,“尽族。”连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放过。
你说这是不是疯了?你拼命经营好感,最后却落得个“满门皆诛”。原因就是一个:你给了太多,他们记不住;你犯一次错,他们全算账。
《红楼梦》里的贾瑞,不是坏人,只是爱错了人。他疯狂迷恋王熙凤,送礼、求爱,连命都搭上。王熙凤送他一面“风月宝鉴”,他一照,走火入魔,几天疯死。
林宇的故事也一样。他娶了个漂亮媳妇,倾家荡产供她花销。最后,孩子被毒死,父母被赶出门,他自己疯疯癫癫死街头。他的善意,全成了别人的武器。
现实中这样的故事更多。退休父母帮子女买房、还贷、带娃,结果被送进养老院吃冷饭;兄弟姐妹借钱、占房、占便宜,一旦你说“不”,关系立刻翻脸。
因为你帮得越久,他们越觉得那是你的责任。一旦你停,他们就怀疑你变了、你坏了。
你把善良给满了,他们就拿尺子量你哪儿不够。
所以说,善良不是牺牲。帮人,是建立在对方也愿意自立的前提下;你不是拖拉机,不能一辈子拉着人走。
再亲的人,再近的情,只要超出承受,就别给。不是你冷血,是你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