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将北伐视为毕生的理想与追求，他六出祁山，每一次都倾注了全部心血；后主刘禅对北伐的态度则更多停留在口头上，他既无父亲的雄才大略，也缺乏相父的坚定意志，只是被动地接受着北伐这个政治口号；至于蜀汉朝中的其他大臣，北伐不过是他们日常政务中的一项工作内容，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大多都将其视为例行公事。

然而在蜀汉阵营中，魏延对北伐却怀抱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执着。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不仅将北伐视为使命，更将其当作人生的乐趣。一个如此热爱北伐、对蜀汉忠心耿耿，仅仅在具体战略上与诸葛亮存在分歧的将领，怎么可能突然背叛蜀汉投奔敌国呢？既然魏延并未真正叛变，那他又为何会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

要解开这个历史谜团，我们必须从魏延的为人说起。真实历史上的魏延与《三国演义》中那个脑后生反骨的形象截然不同。他早年就追随刘备，是刘备的贴身亲兵出身，对主公始终忠心不贰。特别是在汉中之战后，魏延奉命镇守汉中要地长达八年之久，像一道铜墙铁壁般牢牢扼守着蜀汉的北大门。这位能征善战的猛将不仅武艺超群，更有着出色的军事才能。

但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却有一个致命的性格缺陷——他的人际关系处理得极其糟糕。在蜀汉朝廷中，其他大臣若是人缘不好，顶多也就是独来独往，做个孤臣。可魏延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他与几乎所有同僚都势同水火。更可怕的是，这位脾气火爆的将军甚至会拔刀相向，曾经就差点砍伤同僚。而那个被他持刀威胁的对象，正是日后置他于死地的杨仪。

由于性格刚愎自用、目中无人，魏延在蜀汉高层几乎没有任何朋友。相反，不少大臣都与他结下了深仇大恨，其中杨仪更是对他恨之入骨，一直伺机报复。这种孤僻的性格对一位将军来说可谓利弊参半：弊端自然是难以与同僚协作，影响军事指挥；但好处则是让主君不必担心他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不过要驾驭魏延这样的将领，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上级镇得住他。这一点在刘备和诸葛亮在世时都不成问题，但到了诸葛亮去世后，情况就完全失控了。

公元234年秋，诸葛亮在五丈原前线病逝。临终前，他精心制定了蜀军的撤退方案。对于这个安排，蜀汉高层基本都表示赞同，唯独魏延坚决反对。他认为北伐大业不能因诸葛亮的离世而中断，自己完全有能力继续领导北伐。除了战略理念的分歧外，魏延反对撤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对诸葛亮临终前的人事安排极为不满。按照诸葛亮的部署，魏延需要率领本部人马为全军殿后，这让心高气傲的魏延觉得是种侮辱——他这样的名将岂能给其他人断后？

愤怒的魏延找到费祎，要求联名更改诸葛亮的命令，继续北伐。费祎表面应允，但一离开魏延大营就立即执行了原定的撤退计划。被激怒的魏延随即做出了一系列过激行为：他抢先率军南归，沿途烧毁栈道，并在斜谷南口拦截撤退的蜀军，强令他们返回前线。此时的魏延确实没有谋反之意，他一心只想继续北伐。但从法律角度看，他不遵军令、攻击友军的行为已构成谋反罪。

蜀军高层立即联名上奏刘禅，指控魏延谋反。成都的蒋琬、董允等重臣也认定魏延造反。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魏延百口莫辩。当蜀军主力在杨仪指挥下回师讨伐时，魏延的部队很快土崩瓦解。这位孤军奋战的将军只能带着几个儿子逃往汉中，途中被杨仪派出的马岱追上杀害，并遭灭三族。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仅仅数月后，处死魏延的杨仪就因罪被刘禅流放，最终在绝望中自尽。这段历史公案告诉我们：魏延在诸葛亮死后并未真正谋反，他只是执意要继续北伐；既然没有叛变，自然也不可能投奔曹魏。但他擅自攻击友军的行为确实构成了谋反罪，这最终导致了他悲剧性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