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灭夏这一重大事件，在西周以来的历史文献中早已成为定论。当西周推翻殷商统治后，周公在《尚书·多士》篇中告诫殷商遗民时，就明确提到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以商汤推翻夏朝的历史来警示贵族们要吸取前朝覆灭的教训。此后，从《吕氏春秋》《史记》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都详细记载了商汤灭夏的具体过程。比如《墨子·非攻下》就特别描述了商汤在攻城时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的战术，通过火攻破坏夏都城墙，从而顺利攻入城内。这些记载表明，夏朝的灭亡在当时是震动天下的大事，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史学家们对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

然而，当我们试图寻找更直接的文字证据，特别是商朝本朝的记载时，却遇到了巨大困难。《尚书·多士》中提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朝确实存在专门的史书典籍。考虑到出土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商朝为了有效统治广阔的疆域，必然还发展出了另一套完整的文书系统，用于传达政令和调遣诸侯。因此，商朝用于记录历史的文字系统至少有两套：一套是给活人使用的，包括布帛、竹简上的文字以及青铜器上的金文，用于日常行政、典籍编撰和功绩记录；另一套则是用于与鬼神沟通的甲骨文。这种区分与古埃及文字系统颇为相似，后者也分为圣书体、僧侣体和世俗体三种用途不同的文字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迁完成《史记》两千多年后，甲骨文才被重新发现。但令人惊讶的是，《史记》中记载的商王世系与出土甲骨文的记录高度吻合，这说明司马迁很可能参考了商朝流传下来的历史记载。可惜的是，目前所有关于商汤灭夏的记载都只能追溯到西周以后，都属于后世追记，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编纂者的主观选择和修改，其可靠性自然要打折扣。

那么，为什么商朝没有留下关于这段历史的直接记载呢？就布帛和竹简这两种载体而言，要历经三千多年而不被腐蚀破坏，最终还能被发现和解读，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这通常被认为是商朝未能留下直接文字资料的主要原因。然而，除了布帛和竹简，商朝还有另外两种极佳的记录载体：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虽然已经出土了大量商朝青铜器和超过15万片甲骨卜辞，但关于商汤灭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却找不到任何直接记载。更令人困惑的是，夏作为政权专有名词，在殷商的金文和甲骨文中从未出现过。

商朝之前中国存在一个广域王权政治实体，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主要用于占卜和祭祀的甲骨文，是否有必要提及一个已经灭亡的前朝政权呢？甲骨文中确实多次出现商汤的名字，如成、唐、大乙、天乙等，而且商汤受到了后世商王隆重的祭祀。但如果仅凭甲骨文，我们无从得知商汤的具体功绩。同样，其他受到隆重祭祀的商朝先王如上甲、祖乙等，我们也只能通过祭品数量和规格来推测他们的地位，而无法了解其具体事迹。这主要是受限于载体字数，无法像后世那样详细记载历史事件。

既然商朝史书难以保存，而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而非记录历史，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从中找到夏朝的蛛丝马迹呢？其实不然。《礼记·表记》提到商朝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礼仪制度。由于甲骨文的祭祀用途，被商朝取代的夏朝君主在商朝人眼中可能被视为鬼神，担心他们会作祟报复。因此，祭祀夏朝君主就成为可能。基于这一思路，学者们重点研究了甲骨文中是否出现已知的夏朝君主。虽然甲骨文中发现了夏字，但其含义是指人在烈日下，而非政权名称。不过，甲骨文中频繁出现了一个叫西邑的名词。

在卜辞中，有东土、西土、北土等概念，但只有西邑这个称谓显得特别突出。邑在夏商周时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国都，二是指代王朝。如洛邑、大邑商就是这种用法。由于甲骨文受限于文体和字数，关于西邑的记载都很简略，如贞于西邑、西邑害等，只能看出这是一个需要定期祭祀的对象，否则可能危害商王。这表明西邑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更像是一个政治实体或特殊群体。

清华大学对战国楚简（《清华简》）的研究发现了重要线索，其中提到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等内容。虽然《清华简》也是周代产物，但它未经秦汉史官篡改，且包含许多与甲骨文相似的用语，说明其资料来源可能更原始可靠。将甲骨文的西邑与《清华简》的西邑夏联系起来，可以确定西邑指的就是夏朝。这说明商朝人将被自己推翻的政权称为西邑，而非夏。

这就引出了新的问题：西邑是商朝人对夏朝的称呼，还是夏朝人的自称？从商周自称大邑商、大邑周来看，西邑夏似乎符合当时的习惯。但西这个方位词不符合正统王朝自称的原则。自认为是天下共主的政权，不会自贬为西方之国。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一观点。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都邑斟鄩。结合《清华简》记载，商汤自西翦西邑，说明从商朝都城（位于东方）来看，称夏都为西邑是合理的。

然而，二里头遗址并未显示出改朝换代的明显迹象。碳14测定显示，二里头文化从公元前1750年延续到前1520年，在商朝建立后仍持续发展，没有暴力摧毁的痕迹。这与文献记载的激烈战争不符。因此，夏朝灭亡的地点可能不在二里头。《左传》记载夏桀在有仍之会时遭遇叛乱，可能其实际统治中心已转移到东方。学者推测夏朝可能实行多都制，夏桀可能在东方另建都城西邑，最终在那里被商汤攻灭。而二里头作为旧都，则通过商朝新建的商城逐渐被和平取代。这一过程持续了数十年，与暴力革命的历史记载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