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丢了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沙俄却几乎没开一枪，背后有多荒唐，谁也说不清。

兵强马壮，沙俄正在崛起

1858年，沙俄从东西两线同时发力，凭借着西化的军制和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将北方边境的控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那个时候，清朝表面上拥有百万大军，实际上却在面对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时，也毫无还手之力。

沙俄的军事改革起始于彼得大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步形成了强大的陆军、海军、铁路系统和先进的武器装备。

火枪的精度高，火炮的射程远，后勤系统也建立得相当完善，兵员的调动可以依靠铁路完成。

在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畔、伊犁河谷等地，沙俄的军队驻扎稳固，只要有任何威胁，沙俄便能迅速集结部队，而清军几乎不敢反击。

清朝的情况截然不同，咸丰帝时期，清朝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起义、回民起义、捻军之乱接踵而至，朝廷处于动荡中。

边疆的将领兵源匮乏，财政资金不足，甚至连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大部分依然使用火绳枪，冷兵器和火器混用，战斗力大打折扣。

这种军事上的落后仅是表象，实际上更致命的原因在于清朝的制度性问题。

沙俄虽然同样是帝制国家，但其军官制度依据才能，能打仗的人能得到晋升。

而清朝依旧依赖“绿营”“八旗”这些传统力量来分配兵员，腐败严重。

兵丁除了日常看守工作外，几乎没有实战经验，军官也多靠买官不靠能力。

一旦发生战争，清朝的应急反应极慢，调兵和调将都要耗费大量时间，最后往往只能通过签订议和条约来解决。

这也正是沙俄能够迅速从清朝手中夺取大片土地的原因之一。

1858年，《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获得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

接着，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再次让沙俄得手，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落入沙俄之手。

仅两条条约，清朝便失去了近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些只是“谈判失误”，但实际上沙俄当时已经在黑龙江东岸建立了兵站、堡垒，甚至提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插上了军旗，确保了战略的稳固。

清朝的反应可谓无力。

李鸿章的日记中曾写道：“今俄人肆行，我朝兵绌，唯盼议和。”

在此时，清朝已经明显感受到沙俄的压迫，但无力做出反抗。

清朝虽有几位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改革派人物，但他们的努力更多地局限在局部地区。

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搞淮军，左宗棠则致力于新疆的防务，整体的国家力量并未因此得到有效提升。

沙俄这边的动作则更为高效。

沙俄将乌拉尔兵团调到远东，通过修建铁路，推动物资和兵员南下，这一切都为沙俄的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持。

沙俄根本不急于出兵，它清楚地知道，面对一个内外交困、军事落后的清朝，耗费时间和资源，最后必定能取得胜利。

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签署后，沙俄再次趁机扩展了自己的边界。

它拿下了伊塞克湖一线，并且成立了专门的边防委员会，研究如何更好地“与清交涉”。

这种扩张方式完全是按照条约、地图一步步推进的，清朝的使者甚至只能“象征性”地进行交涉，毫无还手之力。

总体来看，沙俄的扩张并不是通过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是通过精心策划的条约谈判和边境调动，一步步蚕食清朝的领土。

一纸条约换百年屈辱

从1858年到1881年，清朝和沙俄之间至少签订了五份关于边界的条约。

每一份条约都意味着清朝的退让，每一份条约都伴随着巨额赔款，直到1881年的《伊犁条约》，清朝的失地累计超过了150万平方公里。

沙俄的得手，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清朝无法自主掌控局面的基础上。

1858年，《瑷珲条约》让清朝不得不“临时”承认沙俄对黑龙江以北的控制。

沙俄外长穆拉维约夫通过驻兵施压，迫使清朝签字。

怡良和文绣这两位清朝使节，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两年后的1860年，沙俄趁着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际，再次出击，强行夺取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

那块土地与海港相连，沙俄随即在这里建立港口并设立税关，直到今天，依然是俄罗斯控制的战略要地。

清廷一直抱着“暂时借地”的幻想，以为这些条约签订后能够得到重新审视的机会。

沙俄早已做好了长期占领的准备。

清朝没有强力的军事力量反击，更没有有效的手段制衡沙俄的行为。

沙俄通过年复一年的兵员巡逻、驻港设防等手段，逐渐消耗了清朝的力量。

到了1871年，沙俄变得愈加胆大，趁着新疆局势动荡，浩罕军入侵之际，打着“维稳”的旗号，直接进入伊犁。

这时，左宗棠刚刚收复陕甘地区，清朝的军事力量依然薄弱，沙俄趁机在伊犁设立了行政管理点，甚至派遣东正教牧师建立教堂。

1878年，左宗棠成功稳住局势，带领大军西征，收复了新疆大部分领土。

沙俄开始口头与清朝进行谈判，清朝以为能够一举收复伊犁，没想到沙俄却提出了更多的条件。

甚至要求割让更多的领土。

经过三年的谈判，清朝最终签署了《伊犁条约》。

《伊犁条约》明确规定，伊犁地区将归还部分领土，但清朝仍需要支付500万卢布的赔款，并且还要割让霍尔果斯以西的大量领土。

最终清朝所收回的领土远不如失去的多，且这些年的谈判让国家的资源消耗殆尽。

《伊犁条约》签订后，激起了国内的广泛争议。

李鸿章、崇厚、曾纪泽等人都对条约的签订提出质疑。

一部分人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收复失地，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继续妥协。

最终，清朝选择了妥协，但这也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即使条约签订后，沙俄并没有立即撤军。

沙俄要求“缓期交接”，清朝只能无奈接受，让沙俄的军队慢慢撤退。

曾纪泽回国后，不仅没有获得升职，反而遭到了舆论的严厉批评。

到此为止，清朝对北方边疆的实际控制几乎丧失殆尽。

沙俄已彻底完成了领土的扩张，清朝再也无法摆脱沙俄的控制，东三省的后门也完全被沙俄压制。

面对这种屈辱，清廷只能忍气吞声。

制度崩塌，清廷为何无力还手

清朝不是没有兵，但这些兵，几乎没有战斗力。

八旗兵号称“精锐”，其实长期不操练，不出征，只拿饷。绿营兵分布各地，各地兵权被地方制约，统不起来。

调兵一趟，得层层上奏、层层批文，一道命令下达常常耽误数月。

遇到突发事变，比如沙俄边军越界，清军首先想到的不是反击，而是赶紧向朝廷报备。

报备之后，朝廷多半选择观望，或派人“安抚”。

真到了边境打起来，往往是地方官先认怂，自己和对方谈妥条件，然后回朝“报捷”。

这不是胆小，是制度逼出来的应对方式。

因为打输了，担责任的是前线官员；打赢了，功劳也未必记在自己头上。

中央不出钱，地方不敢打。

兵部拨款慢，户部不批，粮草运输又靠人背马驮。

边境一打仗，光运粮食都能饿死半路。

这种时候，沙俄兵靠铁路送炮，清军靠民夫背包子。

这种差距，不是一场“拼勇气”的战斗能弥补的。

洋务运动虽然开始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都在造枪造炮。

造出来的，先装备给湘军、淮军精锐部队，轮不到驻守边疆的老弱兵。

左宗棠调去西征的军火，大部分来自外国订购，国内造的根本不够。

外交也没有优势，俄国派来的使节受过系统训练，懂法律、懂条约、懂谈判。

清朝的使节，多是文官出身，不懂西文，也不熟地图，一场边界会谈，清使节连对方说了什么都搞不清。

连签约之后，清朝也几乎不执行后续监督。

俄方说“交接”，清方就“等候”，说“条件未谈妥”，清方就“继续协商”，这种外交，被动到极致。

舆论也起不了作用。

清末的民众，对北疆失地几乎无感。

没有地图，没有公开新闻，没有民意表达，多数百姓甚至不知道“外兴安岭”在哪。

当时的士人关注内政、关注科举、关注道德，没人去关心边防。

这一点，沙俄非常清楚。

对一个内乱不断、信息闭塞的朝廷，用不着真刀真枪。

用条约、用谈判、用时间，就能蚕食大片土地。

左宗棠西征，是清朝唯一一次尝试“强硬还手”。

这只是新疆，对北面、东面、东北方向，清廷根本不敢动，也动不了。

失地背后，百年后果

从1858年《瑷珲条约》到1881年《伊犁条约》，清朝失去了约151万平方公里领土。

这些地，绝大部分再也没能收回。

黑龙江以北，变成西伯利亚南部，乌苏里江以东，成了俄国远东。

包括现在的海参崴，也在那时候彻底丢掉。

霍尔果斯以西，也划给了沙俄，直到今天还是边界争议热点。

伊犁虽部分收回，但实控权有限。

这段历史的直接后果，就是今天中国北疆的格局。

外兴安岭以北，地图永远画不上去。如果当年能保住这片地，中国今天的出海口和东北战略通

道，将完全不同。

军事上，沙俄通过不战而屈人，试验出一整套“软压迫”手法。

这些方法后来被苏联学走，被其他西方列强模仿。

先派兵，再谈判；先驻点，再签约。

中国在晚清之后的每一场外交，几乎都能看到这种套路。

外交失败，军事落后，制度僵化，三者合一，才造就了这一连串的割地。

割地之后，国内没有真正反思，洋务继续办、条约继续签，失地还在继续增加。

真正开始大规模抗击外侮，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但那时候，机会已经流失太久。

如今再看这段历史，有两点不能回避。

第一，制度腐烂之时，外患永远无法真正抵御。

第二，一旦失去战略主动权，哪怕有再多土地、再多兵员，也保不住国家尊严。

这一阶段的割地，并不因失败而痛苦，而是因根本没打，输得悄无声息，才最让人寒心。

参考信息：

从“瑷珲”到“伊犁”：清朝如何被沙俄蚕食百万里疆土 · 腾讯新闻 · 2023‑07‑19

俄罗斯近代化的先驱，废除农奴制，侵吞中国百万疆土 · 腾讯新闻 · 20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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