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维利亚的古老档案馆里，一份泛黄的16世纪账本记录着触目惊心的交易：“英格兰女子三名，换安达卢西亚骏马一匹；法兰西少女两名，抵威尼斯锦缎十匹。” 这段被刻意尘封的历史，揭开了黑奴贸易之外另一重黑暗——持续数百年的白奴贸易。在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市场上，金发碧眼的欧洲女性曾是最抢手的商品，她们的价格甚至低于牲畜，命运比黑奴更加悲惨。

白奴贸易的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的地中海争霸。7世纪起，阿拉伯帝国的海盗船队频繁袭扰欧洲沿海，从西班牙、法国到意大利，每年有数千名基督徒被掳走。这些“法兰克奴隶”中，年轻女性被视作珍品——奥斯曼苏丹的后宫、波斯贵族的宅邸，都以拥有欧洲女奴为荣。1544年，海盗巴巴罗萨攻占法国尼斯，一次性掠走800名女性，其中15岁以下少女被单独标价，在君士坦丁堡市场引发哄抢。

与黑奴贸易的“跨大西洋航线”不同，白奴贸易的路线更隐蔽却更漫长。从欧洲沿海被掳后，女奴们先被关押在北非的奴隶堡垒，像牲口一样接受检查——牙齿是否整齐、皮肤是否光滑，甚至被要求唱歌跳舞以展示“活力”。过关者会被戴上铁镣，经陆路送往开罗、伊斯坦布尔等地。这段旅程死亡率高达40%，许多人因瘟疫或虐待死在途中，尸体直接抛入沙漠。

奥斯曼帝国的“德夫希尔梅制度”，让白奴贸易更具制度化色彩。从14世纪起，奥斯曼苏丹定期向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征收“血税”：每5年挑选8-18岁的少年男女，男孩培养成苏丹近卫军，女孩则送入后宫或赏赐大臣。这些白人女奴中，容貌出众者可能成为妃嫔，如苏莱曼大帝的宠妃洛克塞拉娜，本是乌克兰农家女，却凭借智谋成为帝国实际掌权者。但更多人则沦为终身劳役的工具，甚至被当作“活祭品”用于宗教仪式。

白奴的价格波动，反映着市场的残酷逻辑。17世纪的威尼斯商人日记记载：一名健康的法兰克女奴售价约50金币，仅为黑奴的三分之一。若女子掌握缝纫、乐器等技能，价格可翻倍；而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更受欢迎，常被富商买去“改良血统”。对比同期物价，一匹良种马价值150金币，恰好能换三名普通白人女奴。这种低廉的定价，让白奴贸易的利润空间极大，连欧洲贵族都私下参与——英国约克公爵曾在1675年通过北非海盗，购买两名爱尔兰少女作为女仆。

女性白奴的生存境遇，比男性更为复杂。在伊斯兰世界，女奴被视作“移动的财产”，主人可随意处置。她们不仅要承担家务，还要满足主人的生理需求，若怀孕生下孩子，子女虽为自由人，母亲却仍为奴隶。更可怕的是“转卖制度”：女奴可能被多次转卖，每次易主都意味着新一轮的折磨。16世纪的西班牙修士卡萨斯记载，他在突尼斯见过一名英国女子，十年间被转卖12次，最终因不堪凌辱自尽。

白奴贸易的规模，远超人们想象。据剑桥大学研究估算，从1500到1800年，约有100万欧洲白人被贩卖为奴，其中女性占60%以上。这一数字虽不及黑奴贸易，但其对欧洲社会的冲击同样深远——法国南部的村庄为防海盗，建起300多座瞭望塔；英格兰沿海的父母不敢让女儿单独出门，甚至流行“剪短头发、涂黑皮肤”的伪装术。这种恐惧催生了“十字军东征”的另一重动因：夺回被掳的基督徒奴隶。

终结白奴贸易的，并非道德觉醒，而是强权博弈。19世纪初，欧洲列强完成工业革命，海军实力碾压北非海盗。1816年，英国舰队摧毁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释放数千名白人奴隶；法国在1830年征服阿尔及利亚后，宣布废除奴隶制。但残余的贸易仍在地下延续，直到20世纪初，巴尔干半岛还有“白人奴隶走私”的记载。这些被掩盖的罪恶，直到近年才被历史学家重新挖掘——2010年，希腊出土的奥斯曼时期墓葬中，发现30具年轻女性骸骨，颈部均有铁镣痕迹，印证了文献中的悲惨描述。

对比黑奴与白奴贸易，会发现惊人的共性：两者都是种族主义与殖民扩张的产物，都将人异化为商品。但白奴贸易的特殊性在于，它打破了“白人优越论”的神话——当欧洲人在非洲贩卖黑奴时，他们的同胞也在另一端的市场上被标价出售。这种双向的罪恶，暴露了奴隶制的本质：无关肤色，只关乎强权对弱势的掠夺。

如今，突尼斯的奴隶市场遗址已变成博物馆，玻璃柜里陈列着生锈的铁镣、泛黄的交易契约，以及一枚刻着“自由”字样的十字架项链——据考证，这是一名英国女奴临终前藏在枕下的遗物。这些展品无声地诉说着：人类历史上，奴役从未因肤色而止步，而反抗奴役的勇气，也同样不分种族与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