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大将造反、部下随之造反”的常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往往并非单一原因，而是与个人的切身利益深度纠缠的结果。大将作为统领三军的核心人物，日常与部下同处军营、共经训练、共同经历胜负，时间一长，情感便会自然生长。那些在战场上表现积极、积极拥护大将、愿意跟随前呼后拥的人，往往更易得到大将的赏识与提拔。大将也会把对方的才干与顺从度作为奖赏的依据，给予荣誉、官位甚至晋升。与此同时，大将需要向皇帝请赏，只有得到皇帝的认可，部下才能真正获得皇帝的嘉奖与提升。由此可见，大将对部下的升迁与赏罚权，成了部下天然愿意听命的重要原因。若大将发出反叛的信号，部下的跟从意愿就会显著增强，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共同的利益和前途。

此外，兵马作战时，排兵布阵的权力也掌握在大将手中。通常战阵会分为前、中、后、左、右五路，由大将决定谁掌握哪一路的将领与兵力。由此产生的互信与依赖，往往让部下对大将的指令产生极高的顺从度。历史上也确有因排兵安排引发的矛盾，比如汉朝时卫青带着李广对抗匈奴的局面。卫青后来让公孙贺与李广交换担任右路与前路的兵权，目的并非单纯军事，而是出于私心和功名考虑。公孙贺曾救过他一命，卫青希望借此功劳表达报恩；却因此触动了李广的自尊与不满，最终李广对卫青的信任崩塌，甚至传出他因不满而拔刀自杀的传闻。这类案例表明，一个大将的决定，往往会直接影响到部下的命运与走向，部下在这样的关系网中更容易被动地走向共同的叛变。

总的来说，大将对部下的命运掌控，决定了跟随造反的潜在收益与风险。跟随大将造反，势必带来极其丰厚的利益——一荣俱荣、一起上升；失败时也往往以集体的惩罚收场。然而，历史上常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现实：法不责众。一旦叛乱成功，掌权者往往会启动封侯拜相的奖励机制，让参与者如愿以偿地获得显赫地位；而如果叛乱失败，顶多也只是处决少数头目，其他人多半还能保住性命。宋朝的赵匡胤便以此逻辑出名，他当时得到拥戴之人，后来都被封为高官，实现了初步的权力巩固。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制度暴露出新的隐患。赵匡胤因此提出一种制度改革：尽量让将领在一个地方任职的时间不能过长，周期性地轮换，以避免将领与士兵之间形成牢固的个人利益链条。看似可以削弱将领对部下的控制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尴尬局面——士兵难以真正熟悉将领的用兵思路，将领也难以理解士兵的训练与心态。这种矛盾，成为宋朝军队长期存在的难题之一，解释了为何宋朝的军事力量长期不如其他朝代那样强悍。

尽管如此，长期由将领与士兵共同战斗、共同经历硝烟，确实能在战斗力上创造出可观的爆发力。这也解释了后世岳家军、戚家军、湘军等名号的出现与崛起——他们在“将与兵同台作战”的传统之上，往往形成了强大的兵团力量，具备相当的战斗素能与组织纪律性。然而，这些军队的将领们无一例外都曾受到皇帝的猜疑与约束，在权力与信任的博弈中，他们的命运始终处于皇权的监控之下。综合来看，促使大将一旦选择叛乱，部下也往往跟随的具体原因，正是以上多层因素的综合作用：个人利益、权力结构、军事制度、情感联结以及对未来前途的共同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