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起与范雎矛盾的成因，《白起王翦列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长平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秦军大举进攻赵国，并包围了邯郸。此时，白起主张趁胜之势，彻底摧毁赵国，完成一统关东的重要一步。然而，韩、赵两国在危急之下十分恐惧，便派遣纵横家苏代（苏秦的族弟）带着厚重的财物去贿赂秦国丞相范雎，并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劝说理由：若白起再立灭赵之功，其地位必将超越丞相范雎，甚至可能威胁其权势。苏代建议韩赵割地求和，以此遏制白起继续建功。范雎心怀权欲，听后深以为然，遂劝说秦昭襄王接受和议。最终，韩赵果然割让部分城邑，暂时平息战事。此举让白起深感不满，《史记》中写道：“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二人之间的矛盾便由此产生，也为白起的悲剧埋下伏笔。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白起是否真的有意彻底灭赵？他与范雎的矛盾是否真如史书所载那般直接？若仔细分析，会发现司马迁在记叙中存在一些逻辑上的矛盾，这些值得进一步探究。首先要注意的是，战国晚期，关东六国中唯有赵国能与秦国正面抗衡。长平之战虽然以赵军大败收场，但秦军同样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白起自己曾言：“虽破赵军于长平，然伤亡者过半，国内空虚。”这说明秦军在那场战役中损失超过三十万，几乎元气大伤。《白起王翦列传》甚至记载，秦军的伤亡数字高达四十万（含伤者），而赵军的死亡数约为五十万。由此可见，秦军虽胜实伤，迫切需要休养生息。赵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并非战斗力不及，而是因断粮和后勤不足而陷入绝境。

战后第三年，秦昭襄王命王陵继续攻赵，却损兵四万，仍无功而返。此时他又打算启用白起领军攻打邯郸。然而白起作为老将，十分清楚此役难度，便向秦昭襄王陈述五大不利因素：其一，邯郸乃赵国重镇，城池坚固；其二，韩、魏援军可迅速驰援；其三，关东诸侯国畏惧秦势，极可能联合救赵；其四，秦国国内人力、物资早已紧张，难以支撑长途征战；其五，邯郸远离秦境，后勤线过长，一旦战事不利，秦军将陷险境。基于这些理由，白起果断拒绝出征。果不其然，后续王龁率军攻赵再遭惨败，信陵君窃符救赵，赵魏楚韩联军合力击退秦军，印证了白起的远见。

既然白起明知灭赵无望，那么长平之战后连年攻赵的举动，就不可能出于他的个人意愿，而应当是秦昭襄王的强硬决策。由此可见，白起并未主动谋求继续攻赵，反而是王命所迫。范雎作为丞相，也理应知晓白起与秦昭襄王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至于苏代所言“白起欲立功以压制丞相”，就显得值得怀疑。事实上，苏代的说辞很可能带有夸张或虚构成分。

更为明显的矛盾在于时间记载。《秦本纪》载，秦昭襄王在四十八年十月时，韩国已经割让垣雍；而范雎的所谓劝说，则出现在次年正月，这就存在前后不符的疑点。如果苏代的游说确实发生，其内容必然被后人渲染甚至虚构。至少他关于“白起意图灭赵”的说法，难以成立。

综合来看，白起与范雎之间确有矛盾，但矛盾的核心并非“范雎阻止白起灭赵”。更真实的情况应是：白起基于军事现实，坚决反对此时灭赵，而秦昭襄王却坚持执行灭赵计划，这才导致白起与朝廷意见冲突。范雎或许在其中推波助澜，但绝非矛盾的根源。白起之死，更可能是秦昭襄王认为其功高震主，担心他居功自傲、威胁王权，于是加以铲除。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也许因为政治立场或对范雎不满，将矛盾的矛头过度指向范雎，使得这一段历史蒙上了偏颇的色彩。

由此看来，白起与范雎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那么单一，而是军事现实、王权猜忌、政治操纵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