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在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令皇权进一步集中，朝政对皇帝个人的制衡明显削弱。这一举措把原有的权力制衡机制抹去了，导致权力运行更依赖于皇帝的个人意志，监督与问责的声音因此变得稀薄。

丞相相当于内阁总理，承担对皇权的制约与监督，是君主制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制衡点。丞相在君臣关系中扮演着议政与审议的角色，意志未必等同于君主，却能够在关键决策上提出不同意见，有时能左右政策走向。

对于皇帝的诏令，丞相原本拥有一定的封驳权，哪怕像唐太宗这样卓越的君主，也曾经面对忠直之臣的反对与修订。魏征等贤臣在朝中对政策提出异议、提出修正意见的场景，正是这种制衡力量的体现。

朱元璋虽然勤政，但他始终觉得丞相对他推行政策形成阻碍，于是在诛杀胡惟庸的机会中，趁势废除了丞相这一职位，意在将政令直接掌控在自己手中。

废除丞相后，皇权再无外部约束，一旦君主意志不坚定、治国能力不足或出现怠政，往往会出现极端甚至荒唐的举动，治理秩序的稳定性因此大为削弱。

明朝前几任皇帝确有过人之处，但一旦脱离丞相的制衡，仍有可能走向非常规的路子。太祖朱元璋性格暴烈、对功臣多有清洗；世祖朱棣雄心勃勃，发动多次对外征伐和远洋下西洋的壮举；宣宗朱瞻基则爱好斗蛐蛐、沉醉于书画与文趣之中。

除了前几位皇帝，到了英宗时期，皇权更像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英宗朱祁镇任性自大，信任宦官，土木堡之战遂陷入瓦剌之手，政权动荡随之加剧。

景宗、宪宗、孝宗在位时，政治相对稳健，尚未出现惊人的越线之举，但也并未真正解决权力平衡的问题。

从武宗朱厚照开始，明朝的皇帝个性变得异常突出，历代君主呈现出各自的怪异特征：武宗嗜乐成性，世宗偏爱修仙与玄学，神宗极度懒散，光宗寿命短促，熹宗以工匠技艺见长，思宗则成为国祚走向尽头的象征。

大明没有丞相，虽设有内阁，但这批官员几乎全凭皇帝的旨意而行事，成为了一个名义上辅佐、实则由皇权直接驱动的傀儡机构。除此之外，锦衣卫的特务体系也在逐步建立，百官受到更严格的监控，内廷宦官的权力被进一步强化，成为皇帝唯命是从的附庸。

如此体制下，皇权居于顶点，监督和制约几乎完全消失，一切决断皆以圣意为准，对草包帝王而言，正是一个孕育奇葩之思维与举动的温床。

清朝虽然同样没有丞相，但他们吸取明朝的教训，在规避昏君方面设计了更细致的祖制制度。清帝的权力虽达到顶峰，但很大程度上被钦定的祖制所约束，成为一种隐性的制度紧箍。

清朝的皇权虽为极致，然而每项行动都要遵循祖制的规训，日常制度也被严格规定：起床时间、用膳时间、处理奏折、上朝时间等都写得清清楚楚，哪怕皇帝想睡懒觉，太监也会站在窗前大声呼唤，直至叫醒。这种制度的存在，实质上为皇权设定了边界，避免任性与专断。

因此，这一套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皇权的任性行为。尽管清朝没有丞相的制约，但祖制这道外在的约束始终存在，成为防止过度专断的重要手段。

如同一个组织完善、制度健全的企业模型，清朝的皇帝若在框架内办事，基本不会越出权限范围，也就不至于出现无道昏君的情形。

相比之下，明朝因为早期缺乏成熟的制度经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清朝则从中吸取教训，得以在制度层面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当然，清朝也并非没有异常之君，但就整体而言，与明朝相比，出现“奇葩”皇帝的概率显著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