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魏忠贤专权的天启年间，后金的军队没有真正打入关内，而到了崇祯时期，后金却屡次突破关防，深入中原？如果单纯把努尔哈赤时期未能入关的原因归功于魏忠贤，那显然有些拔高了这位宦官的地位。魏忠贤不过是一个在政治斗争中手段高明的权臣，要说没有他就没有大明，恐怕就有些过分了。

魏忠贤得势主要是在天启年间。彼时努尔哈赤仍处于扩张阶段，他虽然崛起势头强劲，但尚无彻底消灭明朝的实力。然而，站在明朝的角度来看，当时以国力之雄厚，若能上下齐心，原本仍有可能扼杀后金的成长。但大明政坛陷于无休止的党争，朝臣内斗不断，导致战机一再错失，反而让努尔哈赤的势力逐渐坐大。

其实，努尔哈赤的起点并不显赫。他本是明朝麾下戍边部落的一员。只因父亲被明军误杀，他对大明心怀怨恨，再加上对朝廷压制女真的政策早有不满，才于万历十一年以十三副铠甲起兵，逐步展开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在那个阶段，努尔哈赤的目标尚不在反明，而是整合女真各部。甚至在万历二十九年，他还向明朝进贡，表现出臣服之态。1615年，蓟辽总督上奏朝廷，仍称努尔哈赤“惟命是从”，忠心不二。直到1616年，趁着明朝后期政局混乱，他才正式称汗，建立后金，开始展露反叛之意。

万历末年的萨尔浒之战，本是明军扼杀后金的良机。可惜主帅杨镐战略失误，贸然采取分兵合击之策，结果被努尔哈赤逐个击破，导致明军惨败，从此失去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万历皇帝没能解决的问题，到了天启年间，自然也不可能因为魏忠贤的存在而轻易逆转。事实上，后金在这一时期正是迅猛扩张的关键阶段。

对照时间来看：天启元年（1621年），魏忠贤正筹谋打击东林党，而努尔哈赤率军攻下沈阳、辽阳等重镇，并迁都辽阳，建成东京城；天启二年（1622年），魏忠贤夺取锦衣卫指挥权，权势日隆，而努尔哈赤则在战场上击溃熊廷弼、王化贞，夺取辽西大片城堡；天启三年到五年间，魏忠贤大肆扩张势力，控制宫廷与厂卫，祠堂遍布各地，而后金则几乎占据整个辽东，迁都沈阳，并不断发动进攻。若非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创新性地使用红衣大炮，利用后金不擅长攻城的弱点击退努尔哈赤，明军几乎全无胜绩。

因此，说魏忠贤执政时期后金“没有入关”并不准确。事实上，当时的后金正不断蚕食辽东，势力急速扩张；而魏忠贤却沉迷于打击党人、扩张私权，把心思花在让各地百姓为他建祠上。袁崇焕虽曾受命守辽，却因得罪魏忠贤，在宁锦大战后反而没有得到嘉奖，最终请辞。可见，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并未真正增强明朝对外抗敌的力量。

崇祯即位后，虽有心整饬朝政，重振国势，但此时明朝早已积弊深重，国库空虚，民变频起，又加上天灾频仍，社会矛盾尖锐。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下，明朝自然难以为继。固然，崇祯在用人和决策上存在不少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就说魏忠贤的统治更为合理。事实上，魏忠贤的专权与党争，恰恰进一步削弱了明朝的凝聚力，加速了王朝的衰亡。

总的来看，魏忠贤既不可能拯救大明，也没有一己之力葬送整个王朝。大明真正的病根，还是在于文官集团的内耗与制度弊端，这才是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魏忠贤不过是这一历史大势中的一个插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