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沉闷的大清王朝暗流汹涌。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戊戌变法自此拉开序幕。表面上看，皇帝似乎意气风发，然而在现实政治中，光绪不过是一个傀儡，真正掌权的仍是慈禧太后。变法所触及的，正是慈禧与守旧势力的根本利益。那些满怀理想的青年才俊，虽有报国之志，却并未看清权力格局，清廷的话语权掌握在慈禧和荣禄之手，他们才是这个王朝真正的主人。

那么，慈禧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何她能牢牢把持大权数十年？人们常说满清误国，而提到误国，最多的指责往往落在她身上。要理解这一点，还得先看慈禧的出身。她出自满洲贵族之家，家世显赫。封建社会的女子普遍文化水平有限，慈禧也不例外，甚至她下旨时常常语句不通，还需专人润色。可她并非平庸之辈，尤其在宫廷权谋斗争中极具心机与手腕。

慈禧掌权之时，外部世界正在经历巨变。列强的压力让清政府掀起长达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试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救。然而几十年过去，慈禧依旧未能真正理解近代教育的重要性，依然抱着陈旧观念。她的生活极为奢靡，据史料记载，每次用膳动辄上百道菜，常常只是浅尝即弃。她对新鲜事物虽充满好奇，却流于表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她曾命人购置火车，但为了所谓“保护祖宗风水”，竟让火车由马匹牵引，荒诞至极。有这样的“老佛爷”，满清的命运几乎注定。

慈禧对外国的新奇玩意儿兴趣浓厚，起初也曾对维新运动表现支持，但一旦触及自身利益，她立刻转而阻挠。光绪提出的各项变法措施，她几乎一律否决。正是这种态度，将晚清一步步推向深渊。维新派的年轻人见改革屡屡受阻，便生出铤而走险的念头。即使慈禧是“老佛爷”，他们也想动手清除阻碍。谭嗣同更是慷慨陈词，表示愿以生命为代价推动改革。他曾说：“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这样的气魄，足以令人敬佩。

不过康有为态度谨慎，认为刺杀不可取，最稳妥的方式是依靠新军。手握兵权的袁世凯便成为维新派最大的希望。康有为在党内声望极高，他主张依靠袁世凯发动政变。谭嗣同于是冒险去见袁世凯，手持随身佩戴的七星剑，直言要其效忠皇帝，守护变法。然而袁世凯表面答应，背地里却将计划泄露给慈禧，导致维新派全盘皆输，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赴死。

谭嗣同并非空有文采的书生，他酷爱刀剑，游历各地，结交江湖豪杰，甚至在动身策动政变前，还曾带剑见袁世凯，气势逼人。如果当时他的朋友们能群起而上，或许结局不会如此惨烈。但慈禧早已在身边布下重重保卫，计划难度极大。即便如此，历史仍给人无限假设——如果维新派真的成功，满清会否有另一种结局？

除了慈禧，荣禄也是守旧派的中坚人物。袁世凯之所以背叛维新派，很大程度上是忌惮荣禄。荣禄出身正白旗，祖上多为将军，父辈死于沙场，家族军功显赫。他在甲午战争后脱颖而出，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掌握兵权，创立武卫军，成为满洲贵族中最得势的人物。虽无特别才能，但他在政变中成功保卫慈禧，镇压维新党，从此“身兼将相，权倾一时”，成为慈禧的忠实打手。

维新派原本计划于9月20日发动政变。袁世凯若能带兵诛杀荣禄，再由皇帝昭告天下，谭嗣同的朋友们则趁机拿下慈禧。这套计划若能执行，至少表面上颇有可行性。史料记载，慈禧直到9月21日才得知风声，若袁世凯果真依照密诏行事，或许结局会完全不同。然而，袁世凯顾虑重重，最终选择告密，令计划彻底破产，光绪也因此被软禁十年。

从政治博弈的角度看，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维新派的失败不仅因外部守旧派强大，更因内部缺乏果敢与执行力。康梁畏首畏尾，错信袁世凯这个两面派。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逐利的政客，民族大义在他眼里只是虚谈，他只看重个人利益。

若当初袁世凯遵循计划，荣禄并非不可对付；若维新派提前对慈禧下手，光绪的胜算也许会大增。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国力更衰，列强加紧瓜分，慈禧被迫西狩，荣禄坐镇北京。几年后，革命党人吸取教训，掀起刺杀与革命的风潮。慈禧死后三年，清朝土崩瓦解，终成历史尘埃。

这一段往事，最终昭示一个道理：无论是维新派还是守旧派，他们的争斗本质上都是内耗，而真正威胁大清存亡的，是外敌的铁蹄与世界潮流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