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本之争”愈演愈烈之际，首辅申时行再也无力在万历皇帝与朝臣之间周旋。为了避免继续被夹在两方的争执中，他选择了主动请辞。万历皇帝很快批准，他也欣然收拾行装，心满意足地归家养老，似乎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担子。

此时，王锡爵正好因母亲病重，上表请假返乡侍奉老母。随后，他索性彻底辞去内阁职务，退出了纷乱的政治舞台。这样一来，内阁首辅的重担便落在王家屏肩上。他一上任，就不得不接手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其激烈程度颇有当年“大礼议之争”的影子。

然而，万历皇帝的态度依旧强硬。他以礼部给事中李献可为“靶子”，下旨将其贬黜，以此“杀鸡儆猴”。王家屏不甘示弱，毅然以内阁首辅身份封还圣旨，举动虽显刚烈，却彻底激怒了皇帝。万历震怒斥责他“迳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王家屏虽遭痛斥，却依然坚持己见，不久果断递交辞呈，最终获准离任。

万历逼走王家屏后，忽然发觉朝中人才青黄不接。为了维持政局，他只得暂命赵志皋担任首辅，并紧急召回此前辞官的王锡爵。再度出山的王锡爵，面对的首要难题依旧是拖延了十余年的“立储”问题。由于万历一意孤行，册立太子的议题始终僵持，朝局因此动荡不安。

王锡爵（1534—1614），字元驭，号荆石，南直隶太仓（今江苏太仓）人，乃宋真宗时名相王旦之后裔，也是明朝第四十一位内阁首辅。他出生于富裕的士绅家庭，父亲王梦祥曾入南京国子监，颇具声望；母亲吴氏知书达理，贤良持家。王锡爵自幼受良好教育，聪慧好学，少年便才名初显。据传他出生时，一群喜鹊栖落王宅，久久不散，家人以为祥兆，遂取名“锡爵”，谐音“喜鹊”，寄托吉祥之意。

十二岁那年，他即考中秀才，令家族倍感荣耀。家人愈发重视培养，先后拜名儒为师，学业日进。1558年，他在应天府乡试中夺得第四名，得以进京参加会试。1562年，二十八岁的他金榜题名，不仅会试夺魁，成为“会元”，殿试更以榜眼之身跻身仕途。当年的状元正是申时行，二人一同步入官场，后来皆位至首辅，传为佳话。

王锡爵与申时行虽同乡同年，关系甚笃，却性格迥异。申时行善于圆融，处事灵活，常能进退自如；而王锡爵则性格耿直，刚毅不屈，认准的原则绝不妥协。《明史》对二人评论道：“时行柔和，而锡爵性刚负气。”

王锡爵初入翰林时，正逢徐阶掌权。徐阶为清除严嵩余党，大力起用新人。然而，身为“半个同乡”的王锡爵并未趋炎附势，而是保持清正，不愿逢迎。因而，他在徐阶当政期间始终未获重用，只能默默等待时机。

明穆宗即位后，重用师傅高拱。王锡爵因性情端方，逐渐被高拱赏识，授翰林侍讲学士，继而升任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但因直言弹劾政务懈怠，触怒高拱，反遭贬斥。直到万历登基、张居正掌权，他才迎来新的转机。张居正推行改革，倚重王锡爵，委以重任。王锡爵亦大力支持改革，成为张居正的重要助手，名声渐盛。

然而，张居正“夺情”事件爆发，朝野震动。王锡爵本就不齿张居正的此举，加上万历严厉打击反对者，他的牛脾气再度上涌，毅然加入反对行列。结果，张居正愤而疏远，二人关系彻底破裂。王锡爵愤然辞官，回太仓闲居。

张居正死后，政敌群起而攻，声名扫地。王锡爵却保持公允，未随大流攻讦，反而主张客观评价，留存国体。此举显示了他的坚守与胸怀。1584年，万历再度起用他，入阁辅政。然因“立储”争执，他数度进退，终究未能化解矛盾。

在“立太子”一事上，王锡爵甚至提出“三王并封”之策，以缓解僵局，但此举惹得双方皆怒，终不得善果。他只好再次辞官，远离权场。即便如此，万历仍对他怀有敬意，屡次加封厚遇。

1614年，王锡爵辞世于家乡，享年八十一岁。万历皇帝得闻噩耗，追赠太保，谥号“文肃”，并下令建祠以供祭祀。他一生刚直不阿，进退有度，虽多次与权力格格不入，却始终以守原则、顾大局为己任，终为后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