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现任皇帝和开国皇帝放在一起比较，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棘手的话题。马援敢于作答，已经难能可贵，而能做到既恰如其分又不留话柄，更是需要极高的分寸感和智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理解马援当时的言辞，而应结合历史情境来揣摩他的真实用意。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东汉建武四年（公元28年）。这一年，隗嚣派遣马援前往洛阳“拜见”刘秀。名义上是朝见，但实际上更像是一场“考察”，因为隗嚣心怀疑虑，并未真正下定决心。那时刘秀已登基四年，局势逐渐稳固，而隗嚣仍然心存犹豫。他一方面接受刘秀的封赏和礼遇，口头上恭敬称臣，另一方面却迟迟不肯真正归附。

隗嚣本是西北的枭雄人物。王莽末年，他在陇西豪族的拥护下起兵，一度声名显赫，被称作“西北王”。刘秀称帝之后，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举兵进军关中，与刘秀争夺天下；要么接受现实，献土称臣。但在陇西集团内部，这个问题引发了巨大分裂。本地豪族多主张自立门户，力争天下；而流亡至此的关中士族则认为应归顺刘秀，以求安稳。隗嚣本人优柔寡断，一方面渴望帝位，另一方面又心怀“汉室复兴”的观念，不敢贸然行动。于是，他一边和刘秀周旋，一边继续观望时局。

当时，刘秀刚刚平定关东，统一之势已显。按理说，这时候隗嚣应该顺势归附。但偏偏在此时，成都的公孙述又送来“彩礼”，邀请隗嚣联手抗衡刘秀。刘秀与公孙述的较量，被后人称为一场“红白大战”。两人都极度迷信符瑞之说，一个自称“红帝”，一个自称“白帝”，相互争辩不休，互相攻击了多年。公孙述原本是关中人，代表关中士族集团的利益，但他在蜀地并未得到豪族全力支持，处境颇为尴尬。

公孙述早年也曾试图拉拢隗嚣，结果却被冷对待，不仅送去的使者被杀，还被隗嚣的军队打得大败。如今时势变了，刘秀的力量越来越强，公孙述只好再度加紧对隗嚣的拉拢。但隗嚣毕竟与刘秀已有“婚约”，内部也有许多反对声，他便决定派遣一位值得信赖的人前往两边考察，以便做出抉择。这个人，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伏波将军马援，当时他仍是隗嚣的部下。

得到消息后，公孙述大喜，以为凭借同窗之谊，马援必然偏向自己。他用奢华的排场接待马援，许诺高官厚禄。然而，马援却极为反感，直接以“坐井观天、装腔作势”八字加以评价。若你真把我当故友，那就平心交谈；若你当我是考官，那就该坦诚相待。如此排场反而显得虚伪做作，令马援心生厌恶。

反观刘秀，待人处事就显得格外真诚。他没有大张旗鼓，而是简简单单在宣德殿接见刚出差归来的自己，并开口道：“你周旋于两位皇帝之间，我今日才得以相见，深感惭愧。”这一番话直白却真切，既表明了他清楚马援此行的目的，也坦率承认自己尚未完全降服隗嚣的无奈。马援一听，顿觉对脾气，被这种真诚深深打动。

在随后的对话中，马援甚至直言：“如今天下动荡，不只是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要选择君主。”他还拿公孙述的戒备森严与刘秀的平易近人作对比，暗示自己更倾心于后者。刘秀听后大笑，称马援不是刺客，而是说客。就这样，短短一场会面，马援便彻底倾心于刘秀，认为他才是真命天子，甚至把他比肩高祖刘邦。

回到陇西后，马援向隗嚣汇报，极力赞扬刘秀，并暗示他得天下乃天命所归。为了避嫌，他巧妙地使用了修辞：把刘邦描述为“无可无不可”，既可解读为恢弘大度，也可理解为不守规矩；而对刘秀则具体赞美其勤于政事、顺应天道、不好饮酒。看似平常，实则暗暗凸显出刘秀正好弥补了刘邦的缺陷。

然而，当隗嚣追问：“卿谓何如高帝？”马援答“不如也”，此言颇为技巧。表面上是谦抑之辞，实际上却隐含另一层意思：刘秀不仅具备与高祖相似的“天子气质”，还拥有高祖所不及的长处。隗嚣心知肚明，因此心情复杂，《后汉书》记为“不怿”，而《东观汉记》则写作“笑”。不论哪一种记录，都反映出隗嚣的矛盾心态——他听懂了马援的真实意思，却又不愿承认。最终，他依旧选择了与公孙述联手，错失了归顺刘秀的最佳时机。

这一段历史故事，不仅展现了马援的机智与直率，也凸显了刘秀的胸怀与智慧，更从侧面揭示了隗嚣的犹豫不决与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