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献帝被迎奉之前，曹操只是一个地方性的诸侯，他的实力并不算特别强大。然而，在公元196年，曹操成功地将汉献帝迎接到了许县。此举让他迅速掌握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利用东汉王朝的名义发起征伐，向各地的诸侯发出挑战，同时广纳贤才，从而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事实上，曹操迎接汉献帝并不是唯一的机会，袁绍在此之前也曾有过这样的计划。

公元195年，汉献帝在李傕和郭汜的追击下艰难逃入洛阳。得知这一消息后，袁绍的谋士沮授建议他迎接汉献帝，提出让天子到邺城安置，从而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沮授认为，袁绍的兵力雄厚，若能将汉献帝迎到邺城，不仅能借天子的名义征讨那些不服从的诸侯，还能通过掌控天子，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和号召力。当时袁绍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距离洛阳又近，可以迅速实施这一计划。

然而，袁绍并未采纳沮授的建议，这其中有多个原因。首先，袁绍不愿意受到制约。虽然他当时的实力超越了大多数诸侯，但在郭图和淳于琼的劝说下，袁绍意识到，迎接汉献帝将意味着他必须听命于天子。如果他依靠汉献帝的名分，那就意味着今后的决策可能会受到限制，甚至在未来的征战中遇到掣肘。郭图和淳于琼认为，汉朝的衰弱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事情，所谓“振兴王室”已经太晚。而且，他们指出，当时各地的诸侯势力互相争夺，自己的力量已经不需要再依赖天子。

袁绍考虑到，如果迎接了汉献帝，势必会引起部下的分裂。虽然他麾下有不少忠于汉室的人，像沮授等人仍然保持着对汉室的忠诚，并希望借此机会恢复朝廷的威严。但在袁绍看来，他已经不再需要依赖汉献帝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反之，放任汉献帝自生自灭，自己则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扩展势力。曹操后来迎接汉献帝后，麾下的荀彧等人就曾提出要忠于汉室，反对曹操称魏公，甚至汉献帝自己也曾通过衣带诏反击曹操的野心。袁绍深知，若自己也采取类似行动，恐怕同样会面临一系列的政治压力。

其次，袁绍有着更高的野心。建安二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显示了他不甘心于仅仅作为一个地方诸侯的身份。在建安四年，袁术走投无路时，试图与袁绍联合，甚至将帝号转交给袁绍，表示天命已经离开汉室，而他认为袁绍有实力统一天下，并能够恢复秩序。袁绍对此表示接受，但却也暴露了他心中逐渐膨胀的称帝野心。袁绍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权力和资源，不必再依赖一个衰弱的王朝。对于他来说，汉室的灭亡不过是给他创造机会的契机，而不是要为其振兴提供支持。

再者，袁绍曾有过另一种计划——扶立刘虞为新的皇帝。早在189年，董卓废掉了汉少帝刘辩，改立了汉献帝刘协为帝。袁绍对这一举动深感不满，甚至在191年冀州刺史韩馥和袁绍等人商议时，曾提出立刘虞为新的皇帝的想法。刘虞当时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自己并不适合担当皇帝之位，最终他被请领尚书事，但这一计划依然未能实现。

综上所述，袁绍未能迎接汉献帝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他对汉朝的衰败感到失望，也在于他过于自负，觉得自己已不需要借助天子的名分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且，袁绍一心追求的是个人的皇位，而非恢复汉室的统治，因此他最终选择了独立发展，而非迎奉汉献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