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208年），丞相曹操率领大军南征，一举击败了刘备，并迅速占领江陵，随后致信孙权，言辞之间流露出要夺取东吴之地的意图。当时，孙权阵营中意见不一，张昭等人主张归降，以求保存势力，但孙权心中却不愿屈服。此时，鲁肃自江夏带来了刘备的重要谋士诸葛亮，传达了刘备坚决要联合东吴抗曹的决心。周瑜也适时返回，仔细分析了曹操南征兵力不足、地利不占、水土不服等弊端，认为开战有胜算。于是，孙权果断拍板，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联合刘备共同抵御曹军。周瑜巧用黄盖的苦肉计，以火攻击溃曹军，赤壁之战曹操惨败。此后，刘备与周瑜继续追击至南郡，迫使曹操撤军北返，只留曹仁、徐晃驻守江陵，另派乐进防守襄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大战中，孙权方面投入最大，但战后刘备却夺下了荆州南部四郡。那么问题就来了：孙权为何眼睁睁看着刘备坐拥荆州？

一、孙权分身乏术，既要争夺南郡又要进攻合肥

建安十四年（209年），赤壁大捷之后，周瑜与刘备联手围攻南郡的曹仁。江陵城池坚固，曹仁死守不出，使得战局一时僵持。刘备在战役中表现出配合的姿态，他把张飞调到周瑜麾下听令，又令关羽镇守北道，阻击可能来援的曹军。然而，刘备并未把全部兵力投入江陵之战，而是趁机亲率部队南下，攻取了荆州南部的四个郡：长沙太守韩玄、武陵太守金旋、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纷纷投降；此外，庐江的雷绪也率数万人归附刘备，使其实力骤增。

与此同时，孙权本人则亲征合肥，企图在长江下游开辟新战线。208年底，他率军包围合肥，派张昭进攻当涂，但始终无法攻克。至209年，合肥久攻不下，守将刘馥巧妙运用反间与诈术，制造四万援军即将抵达的假象，成功迷惑孙权。吴军信以为真，被迫撤围，合肥之战告吹。由此可见，当时孙权精力分散，根本无暇顾及刘备在荆南的扩张。

二、刘备借刘琦之名，合理合法地夺取荆州

赤壁战后，刘备并非以个人名义攻占荆州，而是打着刘琦的旗号。刘琦乃刘表长子，早年为避祸被任命为江夏太守；刘表去世后，其弟刘琮投降曹操，刘琦成为荆州唯一合法继承人。曹操撤退后，刘备扶持刘琦，顺理成章地接管荆南郡县，外界也难以指责。公元209年，刘备更是上表汉廷，推举刘琦为荆州刺史，使行动披上了“正统”的外衣。虽然刘琦同年即病逝，但刘备已稳固地掌控了荆南，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孙权即使心有不满，也难以在当时挑明反对。

三、荆南四郡战略价值有限，非核心要地

从地理和人口分布来看，荆南四郡地处长江以南，远离中原要冲，人口稀少，相较于江陵、襄阳、南阳等战略要地显得次要。刘表在世时虽努力经营荆州，但真正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仍集中在中部和北部地区。襄阳、江陵更是扼守南北交通的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相比之下，荆南四郡虽能增加刘备的地盘与兵源，却不足以对孙权造成直接威胁。因此，孙权在赤壁之后将精力放在合肥与南郡的争夺，对刘备夺取荆南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综上所述，赤壁之战后刘备顺利夺得荆南四郡，既有孙权战略重心不在此地的客观因素，也有刘备善用刘琦名义的政治操作。更重要的是，荆南四郡并非三国鼎立的关键枢纽，孙权暂时容忍，既避免与盟友翻脸，又能专注于合肥、南郡等更重要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