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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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清朝这个被认为腐败无能的王朝，竟然能够自产大炮，而民国时期却常常依赖进口火炮呢？这个问题看似矛盾，实则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1865年9月20日，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晚清最重要的兵工厂之一。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深刻体会到西方火炮的威力。虽然可以花高价购买洋炮，但这种途径风险极高，一旦列强切断供应，军备就会陷入瘫痪。因此，清政府决心自行仿造。

经过数年的努力，江南制造局逐渐掌握了一定的技术。1882年，它成功仿造出阿姆斯特朗式80磅后装火炮，口径150毫米，自重4.5吨，射程接近七公里。两年后，金陵机器局仿制出了德式格鲁森37毫米火炮。1895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前身）又制造出多种型号的快炮，到1900年前后，甚至能生产53毫米、57毫米等架退式火炮，累计产量近三百门。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全国多地陆续建立起仿造西洋火炮的能力。江南制造局在1886年制造出203毫米的海岸要塞炮，1888年生产230毫米的阿姆斯特朗炮，并配置了当时先进的液压制退装置。1890年，它又仿制出口径高达305毫米、重量50吨的巨炮，射程超过九公里，在近距离甚至能击穿半米厚的铁甲。1892年以后，还陆续生产速射炮和多种不同口径的架退式火炮，数量达数百门。

如果单看这些成就，似乎晚清在火炮制造方面并不逊色。然而对比民国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抗战八年间，国民政府自产的长身管火炮数量有限，总计不过百余门。但若把时间范围扩大，整个民国三十多年间，各地兵工厂累计制造了至少4600门火炮，其中张作霖的兵工厂生产了1200余门，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产量更高，超过两千门。上海、汉阳等地的工厂也贡献了近千门。这些数字完全不比清末逊色。

问题出在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面对资金匮乏、战事频繁的困境，国民政府采取了以迫击炮为主的战略。迫击炮制造成本低、对材料要求不高，而且在实际战场上的杀伤效果惊人。根据统计，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大量伤亡正是由迫击炮造成的，甚至多名高级将领死伤于此。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生产了近万门迫击炮及数百万枚弹药，这种武器成为中国军队防御作战的重要支撑。

而清末的所谓“自产火炮”，其实很多仍依赖进口关键部件。江南制造局虽然斥资从德国引进西门子平炉，但因钢材质量和产量有限，产出的碳素钢火炮很快落后于世界潮流。进入20世纪，各国普遍采用合金钢制造火炮，射程和威力大幅提升，清廷投入巨资的钢铁厂几乎瞬间失去价值。民国想要建立现代化合金钢工厂，却苦于财政崩溃和战乱纷起，始终难以实现。即便在1930年代，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公务员薪水难以维持，怎么可能拿出巨额资金建设先进钢铁厂？

对比来看，清末的仿制多停留在模仿和组装层面，技术上仍依赖西方；而民国时期虽然在火炮产量和质量上遇到限制，但根据实际战争需要，灵活调整生产策略，大量制造迫击炮，保障了前线部队的作战能力。再加上从美国、苏联等国获得的火炮援助，国军的装备并非完全依赖进口，而是多管齐下，确保抗战的持久性。

因此，所谓“清朝能造炮，民国不能造炮”的说法，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误导。真正理解历史背景，就会明白民国的选择是务实之举。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集中有限资源生产最有用的武器，才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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