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年正月，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皇位，建立起了北宋王朝。新朝并未放弃旧有的都城格局，仍将都城安置在开封一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京汴梁。不过，与传统认知中的单一都城不同，北宋在政治布局上形成了一套“四都并立”的格局，四座都城分别被称作东京、西京、南京、北京。下面就逐一探究其他三座都城的位置与设立原因，以及北宋为何要在此设立西京、南京、北京等总部性城池。

一、西京河南府

西京河南府就是洛阳。洛阳在中国历史上素来地位极为重要，早在西周时期，周公旦就在此营建都城洛邑，之后的历代王朝多次在此定都或设重镇。到了东汉、曹魏、北魏等朝代，洛阳一直扮演着重要的政治中心角色。隋唐时期，洛阳被确立为东都，唐代武则天甚至称其为“神都”，显示出洛阳在王朝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进入五代十国，尽管后梁迁都至开封，但仍以洛阳为西京；后唐庄宗在位时更以洛阳为都城，延续了洛阳作为西京的传统。至于北宋，尽管开封作为都城具备最核心的政务与军事资源，洛阳依旧以“西京”的名义存在，成为对前朝传统的一种承接与延续。换言之，北宋沿用了五代时期的政治传统，将洛阳保留为西京，以显示历史连续性与区域格局的稳定。洛阳在唐末战乱中虽一度衰落，但经过五代的经营，仍然是当时极为重要的城市之一。考虑到开封的防御条件相对薄弱，宋太祖赵匡胤一度有迁都洛阳的想法，然而在赵光义等人反对下，这一设想最终未能成行，洛阳的西京身份得以维持。

二、南京应天府

应天府在北宋的设定中，指的是现在河南省商丘一带的区域。1006年，宋真宗首次以“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的尊号，正式将宋州改名为应天府。1014年，真宗巡游至应天府附近举行封禅仪式，借机将应天府提升为南京，并在此地筹划建设京城、宫城、归德殿等一系列皇家建筑，作为北宋新的政治中心之一。就为何选定商丘成为南京，这与赵匡胤的个人历史有着直接关联。五代十国时期，此地为宋州的治所，后唐时期更设有归德军，959年后周恭帝即位时还将赵匡胤封为归德军节度使。第二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宋州因为成为他“龙潜之地”而被赋予更高的战略地位，宋国的称谓也因此而被确立。1127年，宋高宗赵构在此地登基，进一步巩固了此地作为北宋重要政权中心的地位与历史记忆。因此，南京的设立不仅是地理位置的选择，更是与赵匡胤的起家经历、政权正当性与北方边疆防御体系的综合考量相关联。

三、北京大名府

北宋的“北京”，其实指的是今日河北省大名县一带的大名府，并非现在北京城的地理概念。大名的兴起与唐朝衰落后的河朔格局紧密相关。安史之乱后，河朔地区形成以魏博为核心的军事重镇，在五代十国时期，这里被视为重要的军事与政治基地，后唐庄宗一度把此地升为东京，改称兴唐府。北宋建立后，虽然通过军事与政治手段快速消灭了其他割据势力，但北方的军事压力仍然很大。宋太宗两次对辽的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使北方边境的防务成为最为紧要的战略问题。大名府因此成为抵御辽兵、巩固北方防线的关键节点，逐步在防线格局中上升为核心城镇。1042年，面对契丹的威胁，宋仁宗下令将大名府升格为北京，并加强城防与兵力部署，以确保北方防线的稳固。因此，在四都并立的格局中，大名府的军事功能成为其崛起为“北京”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三座都城的设立各有侧重：洛阳承担历史传统与政治延续的角色，商丘承接创立初期的政治根基与法理正统，而大名府则以军事防御为核心，成为北宋北方防线的枢纽。北宋的四都并立，正是对内部治理与外部安全需要的综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