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与魏国、赵国一样，都是从晋国分割出来的诸侯国。魏国在战国初期曾把秦国打得苦不堪言，几乎把秦国的河西之地尽数占有，连秦国引以为傲的函谷关当时也曾落入魏国之手。赵国在战国初期并不特别显赫，但到了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崛起来，国力如同被点燃的火苗，迅速抬升，实行“胡服骑射”，威震四方，先后灭掉中山，降服北方诸部族，俯视天下。

在三晋之中，只有韩国始终没有让诸侯感到畏惧。关于韩国强盛的记载，史书只给出一句话：“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其他国家若强盛便四处扩张领土，唯独韩国强盛时多以自保为主，因此也由此可见，韩国当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强大之国。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韩国始终未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呢？

变法过“浅”

韩国在韩昭侯时期的变法，核心并非在经济或军事的根本改革，而是在于“术”——也就是如何驾驭和调动群臣的艺术与手段。传说中的一个小故事便能体现这种“术”的要义：一次，韩昭侯正在浴盆中洗浴，忽然感到一阵刺痛，起身查看，发现浴盆底部有一块碎石。起初他想直接处置负责沐浴的内官，但又细想，那个内官位高权重、工作多年，怎么可能作出如此低级的错误？于是便让那位内官继续替他洗浴。洗毕后，韩昭侯对负责穿衣的内官说：“我想换一个主管沐浴的内官，你们给我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这时，负责侍候穿衣的内官立刻给出一个人选。韩昭侯见状，便问他：“你为什么要往我的浴盆里放碎石块？”那人愣了一瞬，随后跪地连连磕头，请求宽恕，承认碎石是他自己放的。看似受害者的其实正是那位施计者，这就是被后人称为“术”的运用之处。

在韩昭侯在位的岁月里，韩国的官员对他极尽恭敬，处理公务也极为严谨，似乎人人都在时刻监视着彼此的举动。全国上下的官员都在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一个国家若要强盛，似乎少不了这种高度自律的氛围。然而，这种以君主与变法者为核心推动力的强盛，效率却远远低于一些同时代的强国。等到君主和变法者相继离世，这种强盛便会如空中楼阁般化为云烟，成为往事。

地理位置恶劣

韩国位居秦、魏、赵、齐、楚之间，发展空间极为有限。纵观战国时期的诸侯，真正强盛的国家多半都处在边缘地带。战国中期的三大强国秦、楚、赵，皆处在边缘地带之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要么本就属于戎狄蛮夷的范畴，比如秦国和楚国；要么是已被戎狄蛮夷文化渗透的中原小国，如赵国。韩国被夹在这些强国之间，如何会有充足的空间进行扩张与发展？

然而，最关键的因素却在于韩国处在秦国东出的门户之地。秦国与韩国的领土边缘呈现犬牙交错之势，在范雎尚未提出“远交近攻”之策之前，秦国就已对韩国持续进行军事压力和领土蚕食。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策略后，秦国对韩国的蚕食行动进一步加速。

到了战国末期，秦王政灭亡韩国时，韩国已无力与秦国正面抗衡。尽管韩国仍组织起军队进行对抗，但在秦国日益强大的攻势面前，收效甚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秦国在后期的攻势中，韩国虽有顽强抵抗，却难以扭转局势。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