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的死，并非意外，而是汉景帝刻意安排的结果。作为帝王，汉景帝清楚，削藩是必然要走的一步棋，可若由他亲口提出，势必会触动刘氏宗室的神经，甚至动摇自身的统治根基。因此，削藩之策虽必须实行，却不能由他来提，必须有旁人代为出头。而从一开始，那个提出主张的人，就已经注定要成为替皇帝背锅的牺牲者。

除此之外，晁错在朝中也缺乏人缘。他与多数高官的关系紧张，甚至有的已结下深仇大恨。因此当七国之乱爆发，诸侯王高举“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时，许多朝臣也落井下石，纷纷附议请求汉景帝处死晁错。局势至此，晁错必死无疑。然则，他的死却并非毫无意义。以他一人的牺牲，换得叛军师出无名，使局势迅速倒向中央朝廷，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杀戮。更重要的是，晁错的死，为汉景帝日后理直气壮地削藩，彻底收回权力铺平了道路。从这一层面看，他确实算得上“死得其所”。

理解晁错的一生，还需从汉初的一股“规矩思潮”谈起。秦朝灭亡，刘邦入关时立下“约法三章”，废除繁琐苛细的秦律，以黄老无为之治安抚天下。此举在当时极为合理，因为秦法之所以被诟病，不在苛酷，而在推行过急，未能兼容六国旧制，导致旧贵族抵触。汉初政权若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实行简政，给百姓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于是，在宽松政策下，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似乎一切都在朝着欣欣向荣的方向迈进。

然而，绝对的自由并非没有弊端。法律约束的松弛，逐渐导致社会道德下滑。到了汉武帝时，洛阳城内豪族械斗，官员无能为力，大侠郭解只凭声望出面就能平息纷争。更有甚者，宗室贵族行径荒唐，道德沦丧。自由的无序扩张，最终演变为“礼崩乐坏”。汉武帝不得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新给社会立下框架。由此可见，自由若无边界，终会走向混乱。

在汉文帝时，一批精英已敏锐察觉到这种危险。政论家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汉朝面临的三大问题：匈奴威胁、诸侯强盛以及世风日下。这些难题的根源，皆与无限自由有关。贾谊提出系统解决方案，为后世治国提供了路径。晁错正是与他同代的学人，二人皆生于汉初混乱尚未平定之时，成长在国家由乱转治的过程中。他们早早便思考如何重塑制度，限制自由，稳定国家。

贾谊因言辞过于锋锐而遭打压，郁郁而终。晁错则继承了他的思想，成为新一代思想旗手。晁错早年研习法家，后又兼习儒学，逐渐成了儒法兼通之士。他被推举入朝，先任太常掌故，后因才学被送入太子刘启府中，担任太子家令，逐步进入政治核心。他与汉景帝的关系非同寻常，可以说“简在帝心”。因此，当刘启即位后，晁错迅速高升，权力地位几乎仅在丞相之下。

然而，随着汉景帝逐步推行削藩，晁错明白必须有人替皇帝背下这口黑锅。若由皇帝亲自出面，将动摇统治根基，必引发更大动荡。于是，他选择亲自扮演“孤臣”的角色。晁错父亲早已看出结局，劝说无果后以自杀谢世，以免家族遭殃。晁错则更加坚定，甘愿以一己之身，为天下安定承担恶名。他故意与群臣交恶，断绝盟友，使自己成为孤立的目标。正因如此，当七国造反时，他们理所当然将矛头指向晁错。

史载，数十位重臣联名上书，请求诛杀晁错。汉景帝心知肚明，却仍顺势批准。晁错全家惨遭腰斩，结局悲烈。然而，他的死，换来了叛军“师出无名”，让朝廷迅速掌握舆论优势，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七国之乱。这场叛乱只持续三月，损失有限，反倒让中央权威大幅提升，削藩自此成为既成事实。

若晁错不死，后果将难以想象。七国诸侯若能打出正义之名，叛乱极可能演变为全面内战，耗尽国力，重蹈西晋“八王之乱”的覆辙。那样一来，汉武帝便无法积蓄力量抗击匈奴，也无力实施儒术独尊的改革。相较而言，晁错一家的牺牲，换来天下大局稳定，这无疑是代价最小的方案。

综上所述，晁错虽死，但其死价值巨大。他以孤臣之姿，承担千古骂名，却成全了汉朝数十年的国运。他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殉道，也是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历史铭记的，不只是他的惨烈死亡，更是他“杀己以存天下”的决绝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