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汉“五虎上将”的光环下，马超的处境最微妙。他本是西凉军阀马腾之子，曾逼得曹操割须弃袍，归顺刘备前已两度叛主：先反曹操，后叛张鲁。

刘备表面封他“骠骑将军”，实则架空其兵权，只享虚衔俸禄。曾经的“锦马超”在蜀汉活得像个华丽的囚徒，无实权、无亲兵，连昔日部将也被分散调离。

这种压抑在公元220年爆发前兆。官员彭羕被调离成都前，私下怂恿马超：“您掌外兵，我控内应，天下唾手可得！”马超转身向刘备告密，彭羕随即被诛。

此举看似表忠，实则暴露马超的困境：他既不甘屈居人下，又恐惧刘备试探。若刘备稍加逼迫，这位桀骜名将极可能铤而走险，毕竟他的人生信条，从来不是“忠义”。

诸葛亮对马超的防备从未松懈。北伐时宁用年轻姜维，也不给马超独领大军的机会。他深谙此人性如烈火，却缺乏对蜀汉的归属感。当刘备询问汉中守将人选，诸葛亮推举魏延而非马超，更印证了这种不信任：一个反复无常的枭雄，纵有万夫不当之勇，亦难托付国门。

忠义枷锁下的裂痕

若说马超的反叛源于本性，关羽的离心则始于“忠义”的崩塌。坐镇荆州时，他已是半独立的军阀：假节钺、掌生杀，威震华夏。

水淹七军后，曹操议迁都以避锋芒，关羽声望达至顶峰。然而樊城兵败时，刘备未发一兵救援，致其退守麦城。

据《三国志》载，关羽临终前拼命向成都方向突围。史家分析其动机有二：一是求援，二是质问刘备为何见死不救。以他孤傲性情，若真带残兵抵达成都，面对刘备的“冷漠”，极可能当场决裂。昔日他降曹时尚言“约三事”，若觉刘备负义，转投他方亦非不可能。

诸葛亮对此洞若观火。他一面借关羽之威震慑东吴，一面严防其失控。派糜芳、傅士仁协守荆州实为监视，怎料二人反成叛徒。而关羽刚愎自用、轻慢同僚的弱点，诸葛亮屡谏不改，最终酿成荆州失守的连锁悲剧。

白璧赵云

当关羽的孤傲与马超的桀骜在权力场中碰撞时，赵云却像块沉静的白玉。他两救幼主、截江夺斗的忠勇无可置疑，但真正令刘备诸葛亮放心的，是他罕见的政治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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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之战前群臣附和伐吴，唯独赵云挺身直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这番逆耳之言反证其无私，他眼中只有蜀汉根本利益，而非君主个人情绪。

诸葛亮北伐时，将贴身护卫与机密文书全权托付赵云。这种信任源于赵云二十年如一日的行为准则：不结党、不贪功、不逾矩。

汉中封赏时他拒收田宅：“匈奴未灭，无用家为！”其言行高度契合诸葛亮“治世以大德”的理念。在五虎将中，赵云是唯一从未被怀疑忠诚的异数，他的纯粹甚至让权谋显得多余。

穿透人性的政治X光

面对这群性格迥异的猛将，诸葛亮自有一套识人法则。他在《将苑》中总结“七观”：问是非观其志，穷辞辩观其变，咨计谋观其识，告祸难观其勇，醉以酒观其性，临以利观其廉，期以事观其信。

这套方法论在五虎将身上反复验证，对马超，他用“告祸难”试探其勇（彭羕事件），以“临以利”检验其廉（虚封高位）；对关羽，借“问是非”考察其志（华容道放曹），用“醉以酒”暴露其性（轻慢同僚）；

唯独赵云在七重考验中始终如一，故得托付核心机密。

诸葛亮更深谙制衡之道。让关羽镇守荆州却安排糜芳制约，提拔魏延守汉中而用杨仪掣肘。他像高明的棋手，既用其锋锐，又缚其软肋。

当关羽失荆州后，他立即调整战略，北联羌人制衡马超旧部，南抚夷族填补兵力缺口。这些布局证明，五虎将的忠奸早在其政治计算之中。

魏延案

严格说魏延不在五虎之列，但他是诸葛亮用人观的终极试炼。这位“脑后有反骨”的悍将，实则是蜀汉后期最锋利的战刀。

北伐时他献“子午谷奇谋”被拒，仍屡次充当先锋，汉中十载固若金汤，街亭之战断后护军，火烧木门道射杀张郃。

诸葛亮临终前的撤军会议，成为魏延命运的转折点。《三国志》明确记载其主张：“丞相虽亡，吾自当率军击贼！”而杨仪持诸葛亮遗命逼其退兵。

当两人互相指控谋反时，朝臣竟集体站队杨仪。究其根源，魏延的孤傲堪比关羽，曾当众斥责刘琰，与杨仪势同水火；诸葛亮生前刻意扶持杨仪制衡，使“反叛”指控更具说服力；蜀汉政权已从创业转向守成，激进主战的魏延成为异类。

蒋琬率禁军北上调解时，魏延本可申辩，却选择焚毁栈道阻杨仪归路，这冲动之举坐实了“反叛”。最终被马岱追斩时，他悲吼：“谁敢杀我？”这声质问，何尝不是对诸葛亮预设偏见的控诉？

历史棋局中的忠诚辩证法

回看五虎将的忠奸迷局，本质是权力结构对人性的挤压，马超若在凉州称雄必不反，但寄人篱下终成隐患；关羽若无荆州之败必不叛，然功高震主早埋祸根；魏延的悲剧更揭示：当制度容不下棱角，“反骨”便成为清除异己的标签。

诸葛亮对此心知肚明。他重用赵云因其无欲则刚，压制马超因其野心难驯，纵容关羽因其忠义可用，牺牲魏延因其锋芒过盛。

在成都武侯祠的香火中，五虎将化作泥塑金身，而诸葛亮执羽扇的坐像依然俯视着他们，这位洞悉人性却不得不利用人性的国相，或许比谁都清楚：乱世中的忠诚，从来是权力与信任的精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