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期，商鞅、公孙衍、张仪等人被视为典型的“国际主义者”，而屈原则是另一种形象的“爱国者”。屈原无论楚国是否重用他，始终心系楚国，宁愿为楚国而死，表现出一种超越个人的忠诚。然而，商鞅与公孙衍却不同，尽管商鞅是卫国人，他从未为卫国而死；公孙衍与张仪都来自魏国，魏国在战国初期已是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公孙衍与张仪本应为魏国的强大竭尽全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历史中的公孙衍与张仪似乎更看重的是为自己谋取利益，而非一味忠诚于自己的祖国魏国。

实际上，公孙衍才是张仪的最大对手，远非后来的苏秦。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孙衍的首选是秦国，张仪也打算投身赵国，最终却也选择了秦国。这一巧合令人深思：对于这些视天下为己任的谋士而言，如果有类似今天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毫无疑问他们会成为理想人选。然而，那个时代并没有这样的平台。

公孙衍在秦国的崛起，是通过巧妙的口才与政治手腕。当时，商鞅已被处死，秦国政坛一度陷入空缺，而公孙衍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功地说服了秦惠文王，让他成为秦国的大良造，即相当于相国。此时，他的首要任务便是将魏国视为打击对象。魏国与秦国争夺的“河西之地”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区域，得之可控天下，失之则严重削弱国力。公孙衍最终成功地带领秦国占领了河西，这让魏国从一个有望争雄天下的强国沦为二等国。

然而，公孙衍未曾料到，秦国的侵略计划将被一个同样来自魏国的谋士张仪所改变。张仪认为此时正是攻魏的最佳时机，指出魏国四面受敌，秦国应趁机伐魏。与公孙衍主张稳定内政、转向东进不同，张仪的建议让秦惠文王最终决定加紧对魏国的攻势。张仪的见解虽然看似合理，但却忽视了当时秦国背后还有潜在威胁，尤其是西部的义渠。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孙衍的策略显得更加成熟与稳妥。

尽管公孙衍的方案本应能为秦国赢得更长远的稳定，然而，他的对手张仪不仅成功抢夺了他的权力，还将秦国的战略方向完全改变。公孙衍在失去秦国宰相之位后，愤怒至极，开始从反秦的角度进行布局。他甚至与义渠国君会面，策划联盟，试图让秦国面临四面楚歌的局面。果不其然，秦国在进攻韩国时确实因义渠的骚扰而不得不与义渠修好，最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然而，尽管公孙衍的谋略深远，他的政治生命依旧在纷繁复杂的政局中走向终结。魏国对秦国的屈服，义渠君的死，以及公孙衍自己在魏国的内讧，都使得他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依旧不可忽视，被称为战国时期的一流谋士。 公孙衍和张仪的故事，正是合纵与连横两种策略的代表。他们两人的影响力，在当时的诸侯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他们的政治手腕与战略眼光。

公孙衍的功绩首先体现在帮助秦国收复了河西之地。河西的争夺始于公元前409年，魏国一度将其占领，并设立了西河郡。然而，到了公元前333年，公孙衍作为秦国的大良造，亲自带兵攻魏，最终成功夺回了这一重要区域。他的这一举动为秦国打开了向东进攻的门户，为后来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

然而，公孙衍在秦国内部的命运却因为其放弃攻魏而发生了变化。为了避免魏国再度崛起，他曾劝秦惠文王去攻打西戎，却被张仪打破了这一策略。张仪提出魏国正是最弱的时候，应该趁机攻打，结果最终秦惠文王采纳了张仪的建议，公孙衍被逐出秦国，回到了魏国。

回到魏国后，公孙衍继续践行合纵策略，联合赵、韩、魏、燕等国反抗秦国。然而，魏国的内部矛盾与东方各国的分歧使得公孙衍的合纵之策屡屡遭遇失败，最终五国伐秦也在函谷关前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公孙衍的谋略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历史提供了借鉴。 最终，公孙衍死于魏国的内斗，但他留给历史的却是一段永不褪色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