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与蒙古的关系充满了复杂的政治博弈，尽管双方在最初因为共同的敌人金国而达成了联合灭金的协议，但这段合作关系的持续时间并不长。双方的蜜月期极为短暂，随后的交往充满了摩擦和误解，最终演变成了战争。

1227年，西夏灭亡之际，蒙古大汗考虑到潼关防线的坚固及重兵把守，决定派使者前往南宋，商讨借道攻金的事宜。然而，蒙古人没有预料到的是，南宋竟然以两大理由拒绝了这一请求。首先，南宋认为国书中的“讲和”一词不合适。宋廷认为，双方并未发生过战争或军事冲突，根本没有必要使用“讲和”这样的措辞。宋廷严正指出：“夫有争而后和，吾与汝未尝争也，何曰讲和？此书名虽正，而言大不顺矣。”其次，蒙古使者佩戴的腰牌上刻有“如朕亲临，便宜行事”的字样，宋廷认为这是对宋朝的极大侮辱与挑衅，认为蒙古人似乎想要将宋朝视作附庸国，这让南宋感到愤怒。

蒙古未能如愿借道，但他们也没有按常规行事，而是选择了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回应。1227年4月，蒙古军队从甘肃出发，迅速向南宋西部边境进犯，导致四川制置使郑损被迫放弃成、风、天水等五州。这一事件被称为“丁亥之变”，南宋历史学家圈常将这次事件视为蒙古与南宋关系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两国从战略合作走向敌对。

尽管关系破裂，蒙古依旧保持一定的耐心，窝阔台大汗在1230年派遣李邦瑞再次出使南宋，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借道问题。然而，宋廷依然对这一请求不予理睬，且两次将李邦瑞的使节团阻拦在边界之外。窝阔台不甘心放弃，再次派遣李邦瑞和速不罕分别从不同路线出使。李邦瑞这次成功进入南宋，并得到了宋廷的相对积极回应，南宋原则上同意提供借道、借粮、助兵等帮助。然而，速不罕则在陕西略阳被捕并斩首，显示出南宋国内的分裂局面。

南宋内部一度出现两派争论，一派支持与蒙古联合，以报靖康之耻，另一派则认为与蒙古合作相当危险，可能会重蹈“联金灭辽”的覆辙。川陕一带的守将显然希望通过斩杀使臣来博取个人功绩，同时向朝廷施压。

但蒙古大汗窝阔台并未放弃，1232年，他再次派遣王辑出使南宋，希望继续就借道问题展开谈判。这一次，南宋承诺提供粮食十万石，并出兵四万，换取“河南”一地的归还。南宋当时并未注意到，蒙古对“河南”的定义仅指金国的南京路，而南宋则以为是指黄河以南的所有土地。双方的理解差异最终导致了冲突的爆发。

1234年，金国灭亡后，宋蒙两国的分界线以陈州、蔡州为界，双方各自撤军。但由于双方对“河南”定义不同，南宋在未通知蒙古的情况下，直接发动了“端平入洛”行动，企图接收开封和洛阳等地，结果遭到蒙古军队的强力反击，六万宋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随着金国的覆灭，双方的争端并未得到解决，反而愈加激化。1238年，蒙古要求提高岁币到20万贯，但南宋未同意。1240年，蒙古再次派遣使节王辑出使，但这次南宋却将王辑关入大牢，显示出对蒙古的强硬态度。随后，蒙古继续派遣使节，结果王辑被关了16年，月里麻丝也遭遇了同样的待遇。

直到1251年，蒙古的新大汗蒙哥即位后，南宋仍未愿意与蒙古达成协议。忽必烈继位后，曾多次派遣使节来与南宋讨论岁币问题，但南宋始终保持拒绝态度。最终，蒙古开始全面侵宋，1259年蒙哥大军分三路入侵南宋，但蒙哥却在钓鱼城下折戟沉沙。

贾似道代表南宋与忽必烈进行了短暂的和谈，双方同意以20万岁币换取蒙古撤军，但由于未能达成书面协议，战争仍未停息。忽必烈虽然希望通过贾似道解决问题，但南宋朝廷内部的意见分歧严重，导致最终未能达成实质性和平协议。

到了1260年，忽必烈再派赫经出使南宋，要求确认和谈条款，但南宋依旧未回应，甚至以抓捕使节来应对，这一行为彻底断送了任何和解的希望。1263年，蒙古再度提出和谈，但南宋却再次以沉默和拒绝回应。最终，蒙古彻底断绝了与南宋的谈判渠道，宣告了两国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敌对状态。

1261年，蒙古对南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直至1275年，蒙古丞相伯颜率10万大军突破江南，南宋终于意识到大祸临头，试图通过遣使议和，但伯颜毫不理会。最终，南宋面对蒙古的强大压力，只能选择接受失败，而伯颜则继续推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