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抗战烽火岁月,高校师生用热血守卫家国,校园里的一座座精神地标,承载着先辈的坚定信仰,凝聚起奋进的红色力量。一起探寻——
一碑四校
见证“刚毅坚卓”精神
北大校园里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南侧,矗立着一座石碑。碑镌千字之文,记述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创建历史和校风校典。
1946年5月4日上午,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
纪念碑原件保存于现云南师范大学。碑体雄壮,集篆刻、书法、文学于一体,三者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阳面刻有1100余字的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详尽地叙述了西南联大组建历程、南迁经过及历史意义,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被人们称为现代“三绝碑”。阴面刻有“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书录了抗战以来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名字,共计834人(实为832人,有2人重复出现)。历经岁月洗礼,纪念碑依旧熠熠生辉,散发着西南联大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光芒。
1988年,北大为重现西南联大精神,决定复制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派专人赴云南采集相同石质的碑体运至北京,制作此碑后于1989年5月4日举行了揭幕仪式。
如今,北大、清华、南开均在校园里立起西南联大纪念碑。4座纪念碑共同见证历史,共同传承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
一间教室与红色文化传承
《黄河大合唱》首演合唱团队——抗敌演出队全体成员合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1939年4月13日晚,一场音乐会正在上演,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座无虚席,《黄河大合唱》首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据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陕北公学首任校长成仿吾回忆,1938年夏天,陕北公学师生来到延安城北门外的小沟坪,“自己动手盖了一个大礼堂,可容八百人,下雨天就有大教室上课了”。这座“大礼堂”正是陕公大礼堂。
陕公大礼堂
由于日寇数次轰炸延安城,致使城内原有的会议场所不宜使用,陕公大礼堂时常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办会所用。
大礼堂见证了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毛泽东同志《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即《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演说与报告,从而将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使师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党性教育与文化熏陶,不断抵达历史深处,感悟历史的深刻启迪。
1964年,人民大学建造了一间大教室,堪比陕公大礼堂。这座教室也能容纳八百人,用于举办各种活动,被人民大学学子亲切地称为“八百人大”。
后来,“八百人大”教室经历了改造,座位数从八百个减少至六百多个。2014年,人民大学投入资金,再次对其进行修缮。如今,“八百人大”教室总座位数为430个,新的座椅由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组织校友捐赠,背面还制有含捐资者姓名的纪念铭牌。
中国人民大学“八百人大”教室
对人民大学来说,“八百人大”不仅是当之无愧的“精神古迹”,更是串联起人民大学无数印记的载体:“一二·九”合唱比赛,各路名家座谈,学子原创舞蹈、话剧、民谣演出……这里经常座无虚席,如同当年的陕公大礼堂一般,默默迎接、欢送了一批又一批胸怀家国的先锋分子。
时光流转,虽然座位数量、整体环境几经变化,但“八百人大”这个名字,却如印记般从未更改,它已经超越时间刻度,鲜活在每一名人民大学学子的记忆深处。
一座大礼堂承载的民族记忆
七七抗战大礼堂旧照。重庆大学供图
在重庆,有一座老建筑是因纪念“七七事变”而命名。它就是位于重庆大学A区内的“七七抗战大礼堂”。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全民族抗战开始。为保存教育火种,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共同前身)被迫踏上艰辛的西迁之路。危难时刻,重庆大学深明大义,慷慨借出沙坪坝松林坡约200亩土地,为流亡师生提供了栖身之所。在重庆各界的鼎力支援下,中央大学师生于松林坡迅速搭建起简易校舍。
1938年,为了满足基本的教学集会需求,一座相对“标准”的建筑在松林坡麓与柏树林男生宿舍之间的平地上拔地而起。这是一座可容纳1200人的砖木结构大礼堂,成为中央大学西迁入渝后“唯一一座较为标准的半永久性建筑”。为铭记民族苦难的起点——“七七事变”,它被郑重命名为“七七抗战大礼堂”。这座礼堂的落成,犹如在烽火硝烟中点亮了一盏精神灯塔。
即使在日军对重庆实施惨烈大轰炸、重庆大学部分校舍被毁的时刻,七七抗战大礼堂也屹立不倒,成为不屈精神的象征。
七七抗战大礼堂新照。重庆大学供图
大礼堂外观融合了不同风格:主体结构呈欧式建筑风貌,而小青瓦屋面与红色雕花门窗则流淌着典型的中式韵味,宛如一场无声的文化对话。
光阴流转,七七抗战大礼堂始终屹立,以独特的建筑语言诉说着战火中的智慧与坚韧。它并非冰冷的砖木堆砌,而是一座以民族苦难为基石、以不屈精神为梁柱的丰碑,无声却有力地讲述着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弦歌不辍的壮烈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