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上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秦际明莅临孔学堂，为听众带来了一场主题为“明代大礼议与儒家宗法伦理”的精彩讲座。讲座深入剖析了明朝嘉靖初年这场震动朝野的政治与伦理大辩论，揭示了其对儒家宗法制度的深刻冲击及引发的关于“天理”与“人情”关系的恒久思考。

秦际明副教授首先梳理了“大礼议”的核心矛盾与关键人物。他指出，争论的焦点在于明世宗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后，如何尊崇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以首辅杨廷和、状元杨慎为首的“继嗣派”援引汉宋旧例（如汉哀帝、宋英宗故事）及《皇明祖训》，主张世宗应过继给伯父孝宗朱祐樘为子，尊孝宗为“皇考”，称生父为“皇叔父”，以维护皇位继承法统（大宗）的纯粹性。而张璁、桂萼等为代表的“继统派”则提出“继统不继嗣”，认为世宗是直接继承皇统而非过继为人子，力主尊生父为“皇考”，强调“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认为礼制应顺应人之常情。双方引经据典，争论激烈。

讲座详细还原了事件的戏剧性进程：从杨廷和依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原则定策迎立世宗，到世宗因廷臣初议结果（称生父母为皇叔父母）震怒，生母蒋妃抵京拒入；从张璁上疏《大礼或问》获皇帝激赏，到妥协性的“本生父兴献帝”称号确立；最终演变为嘉靖三年“左顺门事件”——杨慎等二百余官员哭谏力争，遭遇世宗残酷镇压，多人被杖死、流放。最终，世宗如愿追尊生父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后更祔入太庙为“睿宗”，彻底推翻“继嗣”主张。

秦教授进一步从儒家思想史角度解读这场风波。他指出，“大礼议”表面是礼仪名分之争，实质是“天理”（宗法制度、皇统正统性）与“人情”（父子天性、孝亲本能）的激烈碰撞。杨廷和等“继嗣派”官员所秉持的，正是理学正统（程朱）强调“为人后者为之子”的宗法原则，而张璁等“继统派”官员则立足父子之情为世宗逾越宗法礼制的诉求张目。此外，秦教授特别分析了王阳明的审慎立场：私下认同张璁观点，但为避免加剧纷争，选择“相与讲明于下”，并以“允恭克让”告诫弟子，其诗作“无端礼乐纷纷议”亦流露出对争议的复杂心绪。

讲座还探讨了“大礼议”事件的深远影响：阿谀之风盛行（议礼新贵飞黄腾达）、党争加剧、皇权空前强化（摧折士大夫气节）。秦教授引用海瑞《治安疏》痛斥嘉靖“薄于父子、君臣、夫妇”及孟森、夏燮等史家评论，指出大礼议及后续嘉靖朝的失政（崇道怠政、奢靡无度）实为明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关节点。

最后，秦教授回归儒家伦理的根本进行总结。他阐释了周礼“亲亲”与“尊尊”两大原则在不同社会层面的适用（“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强调礼制的核心精神在于寻求“情”与“理”的平衡点。他引用《论语》“礼之用，和为贵”及《礼记》“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指出真正的礼制应植根于人情，但需以义理加以规范和引导，避免“知和而和”的放任。秦教授总结道，大礼议的历史启示在于：制度规范（礼）具有超越具体宗法形式的永恒价值，个体在齐家治国中需有制度意识与操守，君子之争当以“和”为贵，在坚守原则的同时寻求情理的圆融。

本次讲座史料详实、分析深刻，不仅重现了明代政治史上一场重大风波，更引导听众深入思考儒家伦理中制度、人情与道德的永恒命题，引发了在场听众的热烈反响与深入思考。

来源：贵阳孔学堂

于思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