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礼敬大臣，是否能坐下谈话的问题。

许倬云说：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的中央文官，其高阶者可以和皇帝坐下谈话，唐代的朝廷上也有文官的座位，即使宋代，宰辅必须站着奏对，君臣之间有一定的互相礼敬”

其实汉代还没有椅子，跪和坐的姿势相去不远。

即便抛开这点不谈。

他的意思自然是明代的文官是不能和皇帝坐下谈话的，明代的君臣之间是不存在互相礼敬的。

这和明代的事实完全不符。

周怡在隆庆元年的奏疏里说：

“我祖宗朝优待三公之礼甚隆。其于辅弼之臣， 必称先生，不敢以官名，不敢以名称。一则曰先生，再则曰先生毎。历朝实录可考也。仁宗以来未之有改也。先帝世宗皇帝初年于辅臣杨廷和等犹称先生。”（周怡《讷溪奏疏》敬大臣 ）”

皇帝称官员为先生，并且不敢用官名相称，不敢直呼姓名，注意周怡这里用的“不敢”的字眼，这礼敬的程度是很高了。

其实对品格高尚的臣民，尊称先生而不直呼姓名，是从朱元璋就开始的传统。

唐枢在《国琛集》里记载朱元璋对陈遇尊重备至的事迹：

“陈遇，金陵人。博究经史，有治才。 太祖召见礼甚，称先生而不名，日侍帏幄，坐久必赐宴，间命厩马送归，车驾三卒其第。先生竭心摅悃，所献替悉保国安民至计。授学士者再，固辞。授侍郎，固辞。授礼部尚书，又固辞，乃不复强之以官。欲官其子，亦辞谢。眷待之隆，亚于勋戚。”（《国琛集》卷上）

朱元璋不仅尊称他先生，而且坐着谈话时间长，还一定会赐宴。

朱元璋一再委任他官职，他一再推辞，朱元璋也不生气，反而称赞他品格高尚，自己愿意成全他的高风亮节：

“戊午复除礼部尚书又固辞。上曰 士之有志节者 功名不足以介意 其卿之谓乎，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闲，辄召问古今得失”（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一百十六 陈静诚先生遇传）

至于让官员坐下谈话，这在明代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时候不需要多高阶官员都行。

类似上面提到朱元璋和陈遇会面，陈遇就是坐着谈话。

这方面的记录数不胜数

“洪武中，大臣如魏国公达等不时赐宴预坐，及学士承旨宋濂等隅坐讲论。至仁宗亦然，”（王世贞 皇明异典述，赐座）

“汪叡，洪武初为春坊司直郎，上亦日召侍讲，周旋于两宫之间，与朱善、刘三吾二学士，趋朝则同班，赐座则联席，人称三老。”（《元明事类钞》学士同班）

“又明年，独召还京，赐座与语，欢甚”（《三家世典》 郭英）

以上还是零散的记载，其实朱元璋对官员赐座谈话奏对都有制度规定

“凡赐座，洪武初令凡朝退燕闲及行幸处，文职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及勋旧文学之臣赐座，又令凡赐坐不许推让。坐后遇有顾问初时跪对， 毕即坐，若复有所问，坐朝上对，不必更起，同列侍坐，或被顾问一人奏对，余皆静听，毋搀言剿説。如各有所见，候其人言毕方许前陈。　又令执政大臣年高者 ,,取自特旨免朝，倘有顾问于便殿赐坐”（《礼部志稿》 卷十）

王世贞似乎认为明仁宗之后，皇帝赐座的事情不多见。

但实际上后面皇帝赐座也常见，例子多的举不过来。以下永乐外都是仁宗后

“（永乐）四年二月视学，上服皮弁行四拜礼，御彛伦堂， 赐祭酒胡俨、司业张智坐讲，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坐坐以听，赐毕赐答，明日俨等率师生上表。”（殿阁词林记）

“（明宪宗）上视国子监，躬谒先师孔子，行四拜礼，幸彝伦堂 。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学士皆赐坐，祭酒司业坐讲赐茶”（明宪宗宝训，成化元年三月）

“（明孝宗）御彝伦堂，授经于讲官， 祭酒司业赐之坐讲，祭酒费訚讲商书说命，惟天聪明一节”（明孝宗宝训）

“我皇上（嘉靖） 绍帝王鸿烈 光祖宗旧制， 肇御无逸殿，则命大学士坐讲。锡宴豳风亭，则命大学士坐飨。陪祀土谷坛，则命学士分直。 临幸太学，则命学士侍坐听讲。”

“嘉靖十年八月癸卯，西苑豳风亭落成。上御无逸殿， 命辅臣李时翟銮坐讲，暨日讲官顾鼎臣、谢丕、张潮臣、道南分撰书无逸诗豳风讲章进呈毕， 设宴列坐于亭之两旁，天颜澄霁，玉音宣畅盖君臣同游之盛如此。”（殿阁词林记明 廖道南著）

“（明穆宗）上御彝伦堂， 命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学士坐赐茶，授祭酒司业经，坐讲”（明穆宗宝训）

例子太多，不必再举了。

我倒也不认为皇帝让官员坐一定就是君臣地位平等，但许倬云把什么汉朝高官可以坐下和皇帝谈话之类当成贬损明朝的理由，就也必要列举事实驳斥了。

九、明代科举是只测儒家，独尊朱子么？

许倬云说“明代科举，完全以测验儒家经典中的知识作为依据，儒家的学说中又独尊朱子学”

明代的事实并不如此。

明代科举策问测验考察的内容很多，绝不是只限于儒家经典的知识。

有农业、兵备，经济理财、水利建设、马茶盐铁、军事武略、乡情国情等等。这方面可以参考相关论文 [1]。

明初甚至还有天文律历方面的试题：

“永乐初科，太宗思求博闻之士，命学士解缙择天文律历、礼乐制度，拟撰为题。上意士子必为所窘，及得曽棨卷，记诵详尽，叹异以为第一人。御笔批曰： 贯通经史，识达天文，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资启沃，惟良显哉。”（黄佐《翰林记》，卷十四，殿试拟撰策问）

曽棨就凭着应答这份试卷的优异表现，成为永历初科的状元。

至于所谓独尊朱子学，本来这也没什么不好。许倬云喜欢强调对抗皇权之类，程朱理学恰恰是儒家学说里对抗君权的锋芒最犀利的学派。

这只要稍微看过点程朱原著，就不难明白。

科举士子人人都要读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里面就有朱熹的一句话“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但是明代的科举偏偏又谈不上独尊朱子学，甚至可能都不算独尊儒学。

可以参考张献忠的一篇论文《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 [2]

这里不妨择其要者，简单介绍一下。

万历十五年的礼部尚书沈鲤描绘他所见的科举情况：“以六经为滥套， 而引用《左传》、 《国语》矣。 《史》、《汉》穷而用六子 ; 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 ， 凿朴散淳、离经叛道”（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 卷八十四 科考四）

万历三十一年的礼部尚书冯琦则说当时科举风气：

“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 ，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朱程，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语道既为蹖驳，论文又不成章，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莽”（顾炎武 : 《日知录》卷十八 《科场禁约》）

隆庆二年， 李春芳会试主考， “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 指阳明心学 ) ”， “以《庄子》之言入之文字”。顾炎武说 “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 顾炎武 : 《日知录》卷一八 《破题用庄子》）

袁黄（他的《了凡四训》颇有名），万历十四年中进士，后来编写大量科举考试用书，贬损程朱的注释，否认程朱在科举考试中的指导地位，说：

“拘定一家之言， 不许分毫走动”会导致“士子之识见当愈卑， 而文风当扫地矣”。

他称赞包括张居正、李廷机、还有自己的科举考试文章不遵循程朱注释，“ 全不依注， 可称千古绝唱”（袁黄 《游艺塾续文规》卷一 “国家令甲 ”）

袁黄说要做出好的八股文需要满足这样的要求：

“时文虽小技， 亦有三昧在焉。 要读尽三代两汉之书，又要胸中不存一元字脚 ; 要包罗天地古今之态，又要赤洒洒不染一尘” （袁黄 : 《游艺塾文规》卷一 “举业三昧 ”）

十、孟子节文和明代儒家是否沦为对君主绝对忠诚

许倬云说“明代的考试删除了儒家学说中一切与政权抗衡的部分，例如《孟子》里面有一些章节就被删除。”

从而就是所谓“儒生长期接受洗脑教育，儒家思想沦为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教条”

这指的是孟子节文，也即把孟子中类似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等内容删除了，出了一个节选本用作科举考试参考书

他说这话，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整个明朝始终都用孟子节文来科举考试。

实则孟子节文洪武二十七年才编写，使用到永乐九年就废除。

总共不过才十六年的时间。

而且即便这段时间内，《孟子》全本也在民间自由流通，没有任何禁止。

其实类似孟子的话，朱元璋自己的皇明宝训里就说过，比如这段话

“帝谕群臣曰：……盖臣不谏君，是负其君，君不受谏，是负其臣，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者， 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天地，有功于社稷人民也。”（《皇明宝训》卷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第 8册第三五页）

这里的褒贬是把社稷人民，放君之前，君如果不能正确听取意见就是昏君，有功于天地，有功于社稷人民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前面引用过的，“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 天之视听在民，民怨则天怒矣”

朱元璋在晚年编孟子节文选本，可能是觉得君臣合作关系，孟子的话过于激烈，容易挑起情绪，有负面影响。就实质性的思想而言，他和孟子并无本质分歧。

至于许倬云说的在明代“儒家思想沦为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教条”，属于一点明代的思想史都不了解。

明代儒家的主流思想从始至终都不是什么对君主绝对忠诚。

到中晚期，甚至经常把人民可以推翻君主拿来威胁皇帝。

类似丘濬在大学衍义补里说

从社会征集来的财富，皇帝只能是履行为百姓理财的职责，而不能属于皇帝私有，“ 君特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

君主如果垄断利益，就是违背天意，“ 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

君主如果搞官营产业，禁止私营，垄断经济，那就就不符合上天设立君主的意图了：

“ 立官以专之、严法以禁之、尽利以取之，固非天地生物之意，亦岂上天立君之意哉？”

官府不要自己去和老百姓做生意，非但食盐不应该专卖，其他事情也一样。民间自己方便做的事情，官府不要去做：

“官不可与民为市，非但卖盐一事也。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为？”

君主必须顺从人民的意愿，不顺从人民的意愿，人民推翻君主就是合理的，老天爷也会响应人民的要求：

“吾咈民之欲则民不欲吾为之主矣，民不欲吾为之主则必将以欲吾者欲他人矣。 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从，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

这就是明代内阁大学士笔杆子里摇出来的话，这些思想和许倬云说的“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教条”没有一毛钱关系。

至于到万历时期，官员动辄谩骂皇帝，威胁老百姓可以造反。如赵世卿说“民之心既天之心，今天谴频仍，雷火妖虫，淫雨叠至，变不虚生，其应非远。” 李三才之类说出“民又君之主也”，从思想脉络上说，都是毫不奇怪的。

[1]黄俊官、黄明光 《关于明代科举考试试卷的相关探讨》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 2期

[2]张献忠《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 2012年第 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