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面临日军进攻、国民党封锁和自然条件恶劣等多重压力，物资极度匮乏。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毛泽东同志给出了答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号召不仅是一场生产自救运动，更蕴含了值得现代企业借鉴的商业智慧和管理哲学。

从绝境求生到主动创造

面对困局，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2月8日召开的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提出：“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并给出三种选项：“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在他看来，“我们应该来一个动员，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同年12月12日，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要从供给端着手以解决物质短缺问题：“关于物质的保证，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1941年，中共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学校、机关和军队纷纷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大生产运动以发展经济、开展自救、改善生活。延安的“生产自救”证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办法不仅主动掌握了物质资源，有效抵御了外部封锁、激发了军民创造力，还帮助军民度过了困难时期。

是生产运动更是理论教育

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不只是一场简单的经济活动，更是一场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大生产运动的出发点是粉碎经济封锁、发展生产，但是客观上也加深了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为庆祝大生产运动的胜利，1943年11月，毛泽东同志为中直、军直第二届生产展览会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党关注群众温饱，通过生产解决生存问题，在大生产运动胜利之时，首要的是提醒领导干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这无疑为彼时在延安的党校学员、领导干部上了一堂教育课，教育他们如何回应和解决群众诉求。

同样，大生产运动也注重发挥劳动英雄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以进一步提高劳动效率。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表示，陕甘宁边区生产实践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和模范所发挥的三大作用：带头作用，他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骨干作用，他们大多数还不是干部，但是已经成为群众中的骨干和核心，是干部的后备军；桥梁作用，他们既将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带上来，又将上级的指示带回去告诉群众。由此可见，生产实践与理论教育相辅相成，劳动生产不仅提供物质保障，更是通过劳动教育，增进党群关系，共同推动了党的事业发展。

从“劳心劳力”到团结共创

大生产运动打破了传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界限，客观上实现了“知识与劳动”的团结，消灭了“劳心与劳力”的分裂。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及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时表示：“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

大生产运动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团结”，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共同开荒、纺线，真正成为“共同体”。1945年4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谈及大生产运动时指出：“生产运动中，我们学会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活跃了，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我们将要压倒一切敌人。”

在发表于《解放日报》的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中，毛泽东同志对这两大运动都给予了很高评价，而且坚持要进一步推广这两大运动，直至革命胜利和人民彻底解放。如果说，整风运动是在思想上实现了党的高度统一，那么生产运动则是在行动上实现了各群体的团结，这对于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完成革命任务有很大益处。

延安大生产运动是困境中的破局之术，蕴含着深刻的道与理。在危机中转化为创新契机，主动破局；坚持以人为本，以群众利益为核心，形成长期良好信任关系；打破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界限，协同共生，实现最大化的资源整合，这些在逆境中实现增长的逻辑，在现代企业管理、党群发展中仍有积极意义。（李杰伟）

（作者系中国商业史学会老字号专业委员会成员、中央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