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在国内几乎失传,反而在苏联和美国各自发现了一份俄文和英文的翻译版本。这两份文件在国内的缺失,成为了历史的一大谜团。
这次会议最初是在上海举行的,但由于会议引起了巡捕的注意,最终决定将会议迁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在这艘游船上,中共一大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才得以确定。然而,遗憾的是,这两份历史性文件并未妥善保存,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不见。 1937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延安进行访问时,特意向曾参加一大会议的董必武询问这段历史。董必武满怀遗憾地说:“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当时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至今我们没有找到一份原始文件。”尽管如此,这两份文件并非完全消失,至少在国外它们依然存在。 当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派遣了两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指导会议进程。这两份文件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的,而大会结束后,他们还将文件带回了共产国际,并存档备查。因此,虽然国内找不到这些文件,但它们很可能在苏联仍然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进入了亲密合作期,中央政府希望能够从苏联获取中国在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1956年9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亲自前往苏联,带回了大量档案资料,其中包括中共一大的那两份文件。不过,这两份文件并非原件,而是俄文版本的翻译稿。杨尚昆随后将这些文件翻译成中文,并交给董必武审阅。董必武表示,这份资料在发现中文译本之前是可以信任的。然而,翻译稿中有一项内容出现了问题——第一个纲领中有15条内容,但其中第11条缺失了。是翻译时的疏忽,还是原文件存在问题,至今没有定论。除了苏联的俄译本,另一份英文版本的文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份文件的来源与陈公博密切相关。陈公博是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代表的是共产党广州支部。会议结束后,陈公博带着文件回到广州,交给了陈独秀。然而,陈公博后来与共产党发生了分歧,最终背叛了组织,成为了臭名昭著的汉奸。此后,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在留学期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发表,并在其中附上了两篇附录——其中就包括中共一大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 尽管这篇论文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到了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韦慕庭偶然发现了这篇论文,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韦教授进一步调查,确认陈公博就是当年参与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重要的是,在陈公博的论文中,同样缺失了第11条内容,这表明这一错误并非翻译错误,而是原文件的序号存在问题。尽管如此,13位参会代表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也让人产生疑问:为何如此重要的文件会出现这样明显的错误,是否存在更深层的隐情? 最终,在韦慕庭的努力下,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硕士论文,书名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并附上了韦教授的序言。在序言中,韦慕庭写道:“直到今天,关于第一次大会的文件,人们仍然一无所知。董必武曾认为所有相关文件都已经丢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恰恰就是我认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文件。” 这段历史充满了无奈与错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在国内早已消失,而却被保存在了苏联和美国。这个情节,或许连最具创意的小说家也难以编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