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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谢佳芮，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秦汉考古、医疗考古。

摘 要

秦汉时期为中华医学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目前已积累大量医疗考古遗存，包括医疗器具、药物、出土医学文献与图像、人类遗骸所见病理与医疗现象等，对实证秦汉医学发展脉络、论述秦汉医疗与社会、凝练中医学文化智慧、促进中医学文化振兴与活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秦汉医疗考古遗存发现与研究的阶段性回顾综述研究现状，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展望。秦汉医疗考古遗存研究，在出土医学文献整理、典型医疗器具分析等方面成果显著，同时存在系统梳理与整合梳理不足、基于实证的秦汉医疗实践研究较为薄弱、跨学科研究需进一步深入等有待推进的空间。

关键词

秦汉时期；医疗考古遗存；医疗社会史

秦汉时期为中医学理论及实践体系的奠基阶段。该时期医经、经方、本草等主流医学理论形成，本草学、针灸学、脉学已形成独立学科，初步建立较为系统的医事制度，各地域之间医疗交流密切，对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与丰富的传世医学成果相呼应的是，秦汉时期墓葬与遗址中出土诸多医疗考古遗存，类型多样、内涵丰富，对实证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脉络、复原古代医疗技术手段、深化秦汉医学及社会生活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目前，秦汉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相关论文数量众多，并有一些专著出版，内容涉及出土医学简帛的注释与汇编、医疗器具的类型与功能、医学理论与实践、医学思想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其中也不乏重大学术和热点问题。秦汉医疗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地促进了秦汉医学实践与社会生活研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择其要者，对秦汉医疗考古遗存的研究对象、重要考古发现、研究意义等问题谨作述评。

一、研究对象

高毓秋、辛智科、赵丛苍等学者认为，医学考古学研究材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反映古代医学发展情况的出土材料，包括医用器具、药物遗存、医学文献、医药名家遗迹等；二是需通过医学手段进行研究的考古出土材料，主要包括人类遗骸、动植物遗存等，界定了医学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本文涉及的秦汉医疗考古遗存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医学考古学指向的两个方面，还有广泛的外延。秦汉时期医学理论初步形成，医、巫逐渐分离，但受生产力与自然科学水平的限制，医疗手段和医疗活动仍具有较强的原始性，具体表现为长期受鬼神致疾观念影响，医疗目的除疾病的诊治与预防外，还包括养生、卫生、追求长寿升仙等，医疗行为除了传统医学中的汤剂、针灸、按摩外，还融合了巫术、道教、佛教等宗教元素，同时该时期存在不同等级、身份的医疗人员，医疗条件与医疗水平也有较大差异，相关遗存同时反映出等级性、社会性的特征。

基于此，秦汉时期医疗考古遗存的研究对象应包括墓葬与遗址中出土的医疗器具、医药实物、出土文字及人体骨骼中所见病理与医疗信息，同时研究应充分参考出土医疗遗存的组合及埋藏方式、所属墓主人身份等级、墓葬图像中反映的医疗文化信仰等内容，以综合立体地呈现秦汉时期的医疗实践与社会生活。

二、研究综述

张海燕《中国医学考古研究述要》一文将中国医学考古研究划分为萌芽期、初兴期、渐进期、发展期四个阶段。本文参考此文的划分，同时根据秦汉时期医疗考古资料的具体情况，将秦汉时期医疗考古发现与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

此阶段为材料积累和研究起步阶段。该时期初步整理了出土的一系列较为典型的医疗实物及医学简牍文献，为后续深入研究积累了资料。

墓葬中出土了许多医药与医疗器具实物。1952—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中出土薏仁等医药。1955年成都杨子山汉墓出土的铁质杵臼，应为生活中的医疗用具。1956年四川新都清白乡东汉砖室墓中室后壁外，发现装有鸡骨、云母片的小陶罐，或为药石之用。江苏新沂东汉墓出土3件陶罐，内装水晶、雄黄等物，表面均有铅粉书写文字。陕西潼关吊桥汉墓M2出土5件陶罐，均装有雄黄。广西贵县汉墓中出土松柏叶、橄榄等医药。1968—1972年汉代王侯墓葬，如河北满城汉墓、河北定县M43、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江苏邗江甘泉M2、广州南越王墓、湖南长沙马王堆墓等出土了许多珍贵医疗资料。1976年广西罗泊湾M1出土银针，可能为针灸用针，椁室内发现梅、青杨梅、李子、木瓜等具有药性的水果。1979年广西罗泊湾M2中出土青梅、铁冬青，薰炉内残存白色椭圆形粉末块状物。另外，许多墓葬中出土了保存状况良好的人体遗骸，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男尸、湖南长沙马王堆M1女尸，对研究墓主人生前的疾病和医疗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该时期涉医文献资料也十分丰富。湖南长沙马王堆M2、M3出土了多种医学文献；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M1出土《万物》《行气》篇，其中有医药卫生与呼吸导引养生的内容；西北地区出土大量汉代医疗文书，其中有很多关于驻军官兵疾病死伤及疗疾的内容。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出土医疗实物的研究。如《考古发掘中所见砭石的初步探讨》一文结合传世医书和马王堆出土医疗文献对考古发掘所见的砭石特点、功用进行了讨论，《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药物》《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导引图的初步研究》等皆对某墓葬中所出的医疗资料的具体用途、性质与医学内涵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二是对出土涉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罗振玉、王国维、陈直、罗福颐对这一时期出土医疗文献进行了收集与梳理。另有学者针对某类简牍中的涉医内容开展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武威汉简、马王堆医书内容的校释与考证。马继兴、周一谋、夏德安等学者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了马王堆医书。

（二）20世纪90年代

这一阶段秦汉时期医疗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了初步进展，各地区墓葬与遗址中的相关发现层出不穷，为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或补充了重要资料。

汉代高等级墓葬陆续有较为丰富的医疗相关内容出土。江苏徐州西汉宛朐侯墓、山东长清双乳山M1、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江苏铜山龟山M2等出土了医疗器械及卫生用具。1993年绵阳双包山M2出土木臼、人体经脉漆俑，经鉴定，墓中所出银白色膏状金属为金汞合金，应为炼丹制品。1993年关沮秦汉墓中出土了姜、花椒和药材。四川乐山麻浩99号东汉墓前堂出土1罐，内有云母片、硫铁矿石。韩城姚庄坡东汉墓出土了薄荷、意苡和枣核。1983—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汉墓出土《脉书》《引书》。墓葬中出土医疗材料种类日益丰富，重庆巫山麦沱汉墓、山东阳谷吴楼汉墓、湖北江夏流芳东吴墓出土一系列导引俑，为认识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导引文化提供实物参考。山东嘉祥和邹城画像石中有“除蛊图”等相关医疗图像。

出土涉医文献与文字资料日益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江苏连云港花果山出土的汉代简牍，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武、昭帝时期3件纸文书，隶书“付子”“薰力”“细辛”，均为药名，纸张较小，经过折叠，应为包药用纸。

这一时期有关秦汉时期医疗考古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内容宽泛，既有结合出土资料对医疗情况的整体论述，又有针对某类、某个出土医疗材料开展的具体观察。戴应新考述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出土的医药考古资料，包括不同时代的医药文献、药物药具、医疗工具和古人尸体标本等。廖育群《岐黄医道》借助出土医疗文献，将中国传统医学置于社会发展总体背景中考察。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根据考古出土的医药、医疗器具实物论述了汉代医药、医疗情况。这一阶段出现了考古学与医药学综合性交叉研究，《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中国医学通史•文物图谱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各阶段医史资料。

针对代表性墓葬出土医疗内容开展的个案研究也较为丰富，《红土山西汉墓出土丸状物和粉状物的成分》《双包山汉墓出土的针灸经脉漆木人形》《广西贵县汉墓出土银针的研究》对墓葬中出土医药成分的鉴定以及医疗器具的类型研究，深化了医药使用及医疗器具的认识。同时，墓葬文献与图像中的医疗内容也逐渐被关注，有学者根据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对秦汉时期医官制度进行了讨论。《试释东汉画象石上刻划的医针——兼探九针形成过程》一文，通过墓葬图像结合出土实物资料对古代医疗方法进行了复原。另外，随着各地医疗资料的逐渐丰富，还有学者注意到不同地区间医药、医疗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如《从敦煌遗物看汉代医药文化之西传》一文。

出土医疗资料的相继出现，也吸引了历史学、医药学学者的关注，针对秦汉时期医疗问题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该阶段研究的一大特点。一些医学史学者注意到医学考古资料的学术价值，认为考古出土医学文物有订正古医书错误、补传世文献之阙、与医学文献互相补充和印证等重要学术价值。辛智科《论考古学与医学史研究》认为，考古所见医学资料为医学研究提供了确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开拓了医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医学史与考古学交叉研究增多，“医学考古”等概念应运而生。和中浚《医学考古与医文物研究》对体质人类学、出土古尸研究、医药遗迹调查、医学文物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指出医学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内容和特点，认为文物医学意义和用途功能应为研究重点。

（三）21世纪以来

这一时期，出土医疗内容进一步丰富，体质人类学、科技考古的发展为多角度进行古代医疗问题研究提供了实物材料与理论支撑。围绕秦汉医疗考古遗存进行的系统性、交叉性探讨成果日益丰富。

该时期出土了较多具有代表性的医疗实物和医疗文献。2007年安徽六安西汉王陵中出土医药实物，湖北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医方简牍，2012年西安南郊M1中出土铜量，洛阳孟津朱仓西晋墓中出土“太医铭文砖”。江苏连云港海州M3出土保存完好的女尸，反映了古代尸体防腐相关的内容。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天回医简，以及中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可与出土及传世经脉医书对照，对揭示中华医学经脉针灸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于2011年正式发掘至今，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墓中出土了众多汉代医药随葬品，如目前最早的中药炮制品药、杵臼、“医工五禁汤”漆盘、医书等，为了解墓主人生前患病和医疗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

古病理学、体质人类学逐渐进入研究视野。人类遗骸中的病理与医疗现象是医疗考古的重要研究内容，海外研究，如Anne L. Grauer所编辑的Bodies of Evidence:Reconstructing History through Skeletal Analysts；M. K. Zuckerman等所著A Companion to Paleopathology论述了历史时期古病理学研究的方法与个案，为本课题提供了理论参考。国内学者如张晓雯等《曲阜奥体中心战国两汉与宋代墓地人骨的病理学观察》、熊建雪等《黑水国遗址汉代人群上颌窦炎研究》，积累了大量秦汉时期居民古病理数据，奠定了系统开展秦汉居民疾病与健康状况的统计学基础。

这一阶段医疗考古研究内容更加广泛，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较前期有飞跃性的进展。相关研究可分为以下几类。

综述性成果，包括以图录形式对医疗器具进行的集中收集与整理。《中华医学文物图集》系统收载了考古发掘及传世重要医学文物，初步确定了医学文物的概念和范围及主要器具的品种，并将文物按医学用途和功能进行分类，这是对传统历史时代分类法的突破；《岭南医学史•图谱册》)通过医疗器物全面反映了岭南医学2000年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以及规律与成就;《“一带一路”中医药文物图谱集》专门收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医药文物，反映了古代医药文化中的对外物质交流和民族交往融合；另外，孟庆云先生对百年来考古发现的医学史料进行了总结。专门或涉及该时期医疗的研究性专著也十分丰富。《重构秦汉医学图像》结合考古出土资料与《黄帝内经》、马王堆出土医学著作，重新梳理了秦汉时期医学概貌。李零《中国方术考》采用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式，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方术，其中也涉及秦汉时期医疗相关问题。这一时期史学界学者开始将古代医疗问题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讨论，出现了许多新观点与新方法，如《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拓宽了研究视野。

墓葬中出土的医药和医疗器具的研究，不再停留于器物本身形制，而是更注重探讨其实际生活中的医疗卫生用途，发掘其中蕴含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相关内容。《汉代镇墓瓶所见“神药”考》通过探讨汉代镇墓瓶中的神药阐释早期道教的巫医性及其“以医弘教”的特点；陈东杰等以马王堆M1出土的香料与香具为例，分析了汉代使用香料的习俗以及香料的医疗保健用途。《海昏侯医工盘铭文小释》《东汉铭文药量与汉代药物量制》关注带铭文的医疗器具，根据铭文探讨药物的使用问题;《汉代导引文化研究》从文化视角探讨了汉代导引的发展。一些学者注意到秦汉时期医疗中的对外物质文化交流，如《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便专题论述了汉代来自域外的医药、医术，分析了汉代医药学中的东南亚、中亚、西亚元素，并介绍了边疆民族地区疗疾养生的医药与偏方。

科技考古在古代医疗问题研究中优势显著。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医药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包括对出土医药成分的鉴定与分析，如对四川绵阳双包山汉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医药成分与辅料的分析和鉴定，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古代药物炮制与应用的过程；对墓葬人骨生前体质与病理情况的分析，如对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壁画墓内人骨进行观察研究，遗骸中的病变及创伤痕迹，可以帮助了解墓主人生前患病与恢复的情况。另外，还有利用科技手段对古代医药炮制过程的模拟与复原，《汉代五石研究》模拟了“五石”的制作过程，深化了对矿物质药物使用情况的认识。

对墓葬、遗址出土文献与图像的研究仍在继续。马继兴、周祖亮等整理与汇编了出土医疗文献。医学界、文献史学对涉医文献内容进行了研究。涉医文献内容对比研究，如《成都老官山汉墓〈六十病方〉和〈武威汉代医简〉的比较研究》等，深化了对涉医文献内容的理解；在整理汇总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开展的对古代疾病、医法、医学发展等问题的具体研究，如《马王堆和张家山几种古脉书中的口腔疾患》《浅谈马王堆医书祝由疗法》《胡家草场汉简1039号简所记辟兵术考》《从汉代医简看祝由术的禳病法》《〈敦煌汉简〉与〈武威汉代医简〉看两汉时期西北医学》。对画像石、佛窟造像中医疗图像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如《汉画像石“傩舞图”与〈神农本草经〉杀“蛊毒温鬼”药——略论先秦及汉代巫蛊思想对〈本经〉的影响》《从汉画像石“扁鹊针刺图”谈扁鹊与东夷巫医文化》《北朝时期与“疾患”有关的造像记》等。

经过长期的发展，目前积累的秦汉医疗考古遗存材料已较为丰富，在出土医疗文献整理、典型医疗实物梳理、古病理材料积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跨学科交叉研究活跃，有极大的研究潜力与学术前景。但是，有关研究也存在不足和可拓展之处：一是缺乏对医疗考古遗存的系统梳理与整合。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土文献方面，缺少对医疗器具、医药、人体遗骸反映疾病与医疗现象等遗存的集中梳理，而以上内容是秦汉医疗实践的直接物质载体与实证，能够直观地反映秦汉医疗方式与实践过程。二是基于实证的秦汉医疗实践研究较为薄弱。现有研究主要依据文献侧重于探讨秦汉医学理论内容，而对形成医学理论的实践基础研究较为薄弱，对医疗实践所用器具、药物等实物资料的利用也不充分，研究中文献和实物结合不足。三是基于医疗考古遗存的交叉研究有待深入。医疗考古遗存内涵丰富，对其科学解读需融合中医学、史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当前跨学科交叉研究融合性有待提高。

三、研究意义

对秦汉时期医疗考古遗存进行整理与研究，可为中医学、医疗社会史研究提供基础材料，在深化秦汉医疗与社会认识、促进秦汉医疗交叉性研究、开展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互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化秦汉时期医疗社会史的相关认识

秦汉时期医疗内容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的秦汉时期医疗研究，不仅应分析医疗遗存的物质特征，还要综合墓葬、遗址中的相关信息，结合典籍记载，对具有不同时代背景、民族、地缘的人的医疗相关内容进行探讨，挖掘其中的医疗制度、医药炮制、医疗方法、医药流通与贸易、疾病病症与诊治等内容，可以深化对医疗考古遗存中蕴含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认识。

同时，也应认识到，从考古学视角进行的秦汉医疗社会研究，墓葬与遗址内医疗内容对汉代整体医疗社会史的还原是有局限性的、片段式的。因此，根据考古资料对秦汉时期医疗情况进行总体考察时，还应充分考虑不同等级墓葬与遗址的特殊性，考虑不同等级身份以及社会分工、生活方式影响下医疗情况的异同，进而全面而深入地认识秦汉时期医疗社会史。

（二）促进交叉性秦汉时期医疗考古研究

从考古学角度对秦汉时期医疗情况综合考察，在发挥考古学对出土实物研究的学科优势外，还需利用中医药学、史学、统计学等的研究成果、观点与方法，对出土资料科学地阐释与解读。

开展交叉性医疗考古研究，离不开科技手段的参与。目前，科技考古在研究医药利用与发展、复原汉代医药使用情况方面应用广泛。红土山西汉墓出土丸状物和粉状物的成分检测、广州南越王西耳室中原支大象牙产地的确认、江西海昏侯墓中出土中药炮制品药物以及辅料的鉴定等都依赖科技手段的应用。考古资料与科技手段的结合，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科学信息及对出土物质资料的科学认识。在科学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当下，利用科技手段进行古代医药与医疗考古研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对出土药物成分的化验与分析、人体遗骸的病理及体质分析，以及对储存、炮制药物器具上残留物的检验，为我们认识出土医药品种，追溯药物来源，了解墓主人疾患情况提供了科学依据，进而深化人们对汉代医药、医疗的相关认识。

（三）开展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互证

秦汉时期出土医疗遗存形式多样，可大体分为出土医学文献、出土医疗实物两类，在内容上二者各有侧重，在研究上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出土医学文献包括医经、医方、养生、房中等内容，多为系统化的医学理论记载，而出土医疗实物，为医学活动的物质载体，反映了秦汉时期的医疗方式与实践。秦汉时期医疗考古研究，将直接推动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互证，深化对出土医学文献和文物的研究。秦汉时期传世、出土医学文献丰富，出土医疗器具种类与功用可与传世、出土医书文献对照，通过医疗实物也可补充文献在医疗器具操作方式、医药炮制技术等方面记载的不足，深化对形成医学理论的实践基础的研究。

综上所述，基于秦汉时期医疗考古遗存开展的相关研究，涉及考古学、医学、社会史等多个学科，涵盖医学发展、医疗卫生、医疗俗信等诸多面向，概言之，旨在聚焦古往今来备受关注的医学发展、医疗活动与生命史学问题，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了解疾病的历史，包括不同历史阶段人类疾病与健康状况，人地背景下生业模式、社会习俗等因素对人类疾病、健康的作用以及疾病对个体、族群和社会的影响。二是追溯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史，从技术层面分析古代医学器具的发展和变化，探讨古代中医药学的产生、开发、应用与发展，进而把握中国古代医学进程的宏观脉络与更多的细节。三是探寻中国古代生民抗击疾病、卫护生命的历史。从社会史和人类史角度看，人类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与病痛、疾疫的斗争。开展古代医疗考古学研究，是为了充分利用考古出土材料，从器物或技术层面探索医学内容的发展演进，进而揭示物质遗存背后的不同时空、社会等级和宗教族群背景下个体及社会面对疾病、死亡的行为与思想以及由此反映的社会内容。

本文原载于《中医药历史与文化》2024年第六辑

（插图源自网络，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