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一书中记载了诸葛亮隐居在隆中的情景。那时，他自比管仲与乐毅，然而时人并未看好他，只有好友徐庶、崔州平等少数人对他的才华深信不疑。这一段历史充满了对诸葛亮隐忍与自信的描写，显现出他不同于常人的雄心与志向。

除了管仲，历史上还有许多同样令人敬仰的名相，如蔺相如、萧何、曹参等人，他们的名气丝毫不逊色于管仲。在军事上，孙武、孙膑、吴起、白起和韩信等战功赫赫的将领，他们的名声比乐毅还要响亮，青史留名，世人仰望。那么，为什么诸葛亮偏偏推崇管仲与乐毅呢？答案并非因为他们的忠诚或才华，而是因为他们的功绩。要真正理解诸葛亮的追求，便能明白他某些看似反常的行为。

管仲，最初是齐国公子纠的属下。因公子纠在争夺国君之位时失败，被杀，管仲也被俘。幸运的是，他的好友鲍叔牙将他推荐给了齐桓公，而齐桓公不计前嫌，诚心邀请他为国家效力，最终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值得注意的是，管仲曾因射杀齐桓公的事件而有过“历史恩怨”，但齐桓公依然宽容待他。换句话说，管仲并非忠诚的象征，实际上，他是三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姓家奴”，他的忠诚更多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与抱负。

乐毅的经历则更为复杂。乐毅的祖籍为魏国，他家族因为攻占中山国而定居于此。后来，乐毅随家族成为了赵国人，并曾多次跳槽，出使魏国、投奔燕昭王，成为燕国的重要谋士。可以说，乐毅比管仲更为“无忠诚”——他没有对某一国家或某位君主的绝对忠诚，而是选择了更符合自己抱负的主公。乐毅的一生更多地是在寻求一个能够施展才华的舞台，而不是守住某个国家的忠诚。

因此，管仲与乐毅并没有所谓的“爱国情怀”或“为国捐躯”的精神，他们的忠诚更多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和抱负的基础上，寻求合适的机会来施展自己的才华。这与“士为知己者死”的古人忠诚理念有着明显的区别。

回到诸葛亮，他虽然志向恢弘，但他推崇管仲和乐毅，绝不是因为他们的忠诚，而是看中了他们的功绩。管仲辅佐齐桓公之前，齐国的实力仅限于东方地区，无法对抗赤狄入侵，而管仲通过改革，振兴齐国，最终让齐桓公称霸一时，甚至得到了周王室的认可。乐毅则辅佐燕昭王，在燕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战略反击，不仅保卫了燕国，还在五年内连克齐国七十多座城，极大地提升了燕国的实力，差点让齐国灭亡。

诸葛亮看重的，是这两位历史人物能够在困境中逆转乾坤、成就霸业的能力。历史上，像管仲和乐毅这样的人物都极具战略眼光与政治手腕，他们通过卓越的才智和决策，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诸葛亮显然对这种从无到有、逆转乾坤的能力十分推崇。

从某种角度来看，诸葛亮推崇管仲与乐毅，恰恰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关联。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天子权威衰退，诸侯割据，局势错综复杂。与管仲所处的春秋时期类似，当时齐国的实力远不如中原的其他强国，管仲通过改革使得齐国成为霸主。诸葛亮所面对的局势也是类似的，刘备所代表的汉室已经面临灭亡，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战略才能实现统一。而对于诸葛亮而言，正是这种从弱到强、绝地反击的战略思维，才是他推崇管仲和乐毅的真正原因。

诸葛亮的志向并非单纯的恢复汉室，更在于追求一种超越常规、逆天改命的奇迹式成功。若没有这种坚定的志向与追求，他也不会选择投奔刘备，而非曹操或孙权。对于他而言，只有像刘备这样的明主，才有可能实现那种突破性的成就。曹操与孙权尽管强大，但他们的成功方式并不符合诸葛亮的志向。

因此，诸葛亮为何一再发动北伐，也就不难理解了。北伐不仅仅是要灭魏灭吴，更是要实现他心中宏大的理想。在当时，诸葛亮已年老，若不尽快付诸实践，便可能错过了实现目标的机会。正是出于这种急迫感，他在短短七年内发动了多次北伐，力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心愿。

诸葛亮未能完成自己的伟大理想，但他的志向与抱负却足以让后人敬佩。能如此坚定地追求个人理想，并付诸实践的人，历史上实属罕见。即使他没有像管仲与乐毅那样最终实现大逆转，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的精神，依然让人肃然起敬。